PAR 表演艺术杂志

自二○一一年开始，由编舞家何晓玫创办的Meimage Dance「钮扣计划」作为旅外舞者每年固定「回家编舞」的平台，今年度，终于何晓玫也要「回家」了，今年她将首度率领邀请的编创者凃力元、董柏霖、刘奕伶，在台北场后移师宜兰演出。

It takes two to tango  「人权」的反思

「对我来说，『人』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非常不真实，它说，每个人都独立、有移动的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但这完全不符合现况。」目前在瑞典哥德堡歌剧院舞蹈团工作的凃力元谈起本次新作It takes two to tango这么说道。

舞名It takes two to tango取自「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俗谚，直接地指涉了人与人的复杂关系，而处在近年大量难民涌入的瑞典，凃力元如同在风暴中心地在日常、展览、电影中感受到这股来自全球的冲力，并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旅行时，旅馆床上放著的一本《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小书，让他更具体地思考了创作内容。

「人权是人制定出来的，而人权同时是权力，但同时也可能是对其他人暴力的借口……如果人去除了身分、地位，只是两个原始的人，这样的状态面对彼此，就会产生连结。」与同团舞者，也是本作合作伙伴Jan Spotak的双人舞呈现了关系的消长——合作、竞争、渴望、操控——在肢体运用上，除了透过物体化表述了人面对他者所产生的保护壳外，舞作中也有一段是「很动物性地用不自由去表现自由」。

此外，「茶杯」是本作中的重要元素，「我们摔破了超多茶杯！」凃力元笑道。他以二手市集购入的精致茶杯，呈现了人之间关系的脆弱，「我们特别保护它，但有时候，又会忘了保护的原因是什么。」即便议题看似沉重，凃力元最终仍想传达正向讯息。有趣的是，舞作中，企图透过时间轴、让重复的事件呈现不同的「结果」，这也使每场演出成为有些微不同的开放式结局。

《为什么他要离开》  书写同志的故事

日前，大法官判决禁止同性婚姻违宪，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接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英国韦恩．麦奎格舞团（Company Wayne McGregor）的董柏霖集结自许多同志朋友的故事，并综合了同志与同婚的相关报导编创《为什么他要离开》，他说：「希望观者能以同理心去看待每个生命的讯息。」

「离开，顾名思义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这些人的离开多半来自不得已，身不由己，无奈，不被包容……所以他们离开。」他限缩了「离开」的对象，直接指涉社会上的同志，「屏东高树国中叶永志事件，让我感受最深，虽然作品呈现并非围绕在这件事上，但是那种悲愤、心痛，让我非常难过，我觉得没有任何人的生命必须被这样糟蹋。还有我身边的例子是，有一位同志朋友，因为害怕出柜，怕被家人排斥，被社会排斥，所以选择跟自己不喜欢的女孩在一起，每天都很不快乐，像戴著面具，活不出自己。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相互排斥，是因为我们往往没有那颗包容的心去了解对方。」

董柏霖以如诗的影像、冰岛摇滚乐团Sigur Rós、英国作曲家Joby Talbot、改写卢卡斯．葛拉汉乐团（Lukas Graham）的Better Than Yourself等音乐，营造全作哀伤的基调，他说：「我希望能引发观众同理心的感受另一个族群，看见他们心底的无奈，也期待未来台湾能有更完善的环境与律法，去包容、拥抱不同的人群。」

《更》  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

在美国比尔．提．琼斯／阿尼赞舞团（Bill T. Jones/Arnie Zane Company）待了近十年，刘奕伶两年前剃光了头发，十年前到陌生城市初来乍到的怯畏压抑，也一并随三千烦恼丝剔除了，「长头发、亚洲面孔曾让我在群体中很特别，但这其实让肢体的特色被遮蔽了。」当遮蔽消失，肢体的细节被突显，也让身为表演者的轮廓更清晰了。

她在二○一五年的双人舞《嘘》到今年新作独舞《更》，某种程度上贴合了在舞团成长的心路历程，「如何把自己的身体特色和舞团并行是重要的，前几年试著让自己『接近』舞团，但有阵子我发现自己居然不会即兴了，年过三十，这两个端点似乎找到了平衡，学习舞团风格的同时，我还可以保留自己。」

「留」是本作关注核心。刘奕伶分享，她曾在一支十几年前参与表演的作品录影中找不到自己，「我吓坏了！」她质疑过往被要求「像海绵一样」的学舞历程，自我特质的压抑，「开放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不是每件事情都适合所有人。」

她自问：什么是「更」好的自己？什么是「更」好的选择？当时认为好的方法是否伴随著副作用或反效果？舞名「更」，有「比较」，也有「经历」之意，她企图从纯粹肢体的展演与录下自己说话的声音作为声响的一部分，表现身为舞者的身体需求、身为人与周遭环境应对的态度、身为群体中一分子在行为上异与同的意识，来质疑对于「好」的追求，也反思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留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