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说，我想要描绘世界，我觉知的世界。简莉颖也在《马密》中展示了她眼中的同志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猎奇的刻板印象，有的是日常的温馨，琐碎的嫌隙，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这是《马密》在情感上击中我的地方。剧作家处理了一个司空见惯又难以描述的情感议题：人们因为种种机缘而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抱团取暖的背后是近到失焦的亲密关系的变异，最终对彼此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
北京的小剧场生态似乎一直有著「导演中心制」的潜规则，所有宣传品上，导演的名字往往都大过编剧、演员。少数几位受到关注的小剧场编剧，也多是身兼编导二职，比如周申、顾雷、庄一等人。近两三年情况有所改观，随著几大艺术节——乌镇戏剧节、北京青年戏剧节、南锣鼓巷戏剧节，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的持续耕耘，以及英国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新写作计划」、易卜生国际「新写作国际工作坊」等国际项目的推动，编剧这个失落已久的行当才开始被重新重视。
令我难以抑制的激动
四月，落地台北，我马上跟一位在台北大学学戏剧的大陆朋友说，晚上要去TIFA看简莉颖的新戏。她叹息自己没有买到票的同时，问我：「为什么每次大家提到简莉颖的戏时，都会说是『简莉颖的戏』，而不说是XX导演的戏？」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简莉颖独特的「存在感」。实际上，她编剧的《春眠》和《五斗米靠腰》来过北京演出，风评都不错，可不巧我全错过了。此行我专程来看的《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在大牌节目林立的TIFA创造了最快完售纪录，也不免提高了我的好奇心和期待。
最近十年，两岸的戏剧交流颇为频繁，每年都会看到几部引进的台湾小剧场戏剧。也许和大陆的审查制度有关，我在北京看到的台湾剧场作品，多偏「小清新」。所以当我看到《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时，几乎是难以抑制的激动。这部作品至少在两个层面给我启发：一是如何创作出符合中文语言习惯的「现代口语戏剧」，二是年轻创作者何以突破自身经历的局限去创作。
让人仿佛误入一个私人空间
《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的大量素材来自作者历时一年多有关同志与HIV的田野调查，讲述了世纪之交「鸡尾酒疗法」出现，爱滋病不再等于被宣判死刑的背景下，台湾同志社群、HIV携带者的日常生活。故事以拍摄一部同志纪录片为线索，几位受访者以各自视角陈述HIV携带者社团「甘马之家」的兴衰历程。
一百五十分钟里，几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蒙太奇式的组接中不疾不徐地展开，每个人物的生存方式、所思所想皆被暴露在观众眼前。借用一个摄影术语「私摄影」（私人纪实摄影），《叛徒马密》是以纪录剧场（Documentary Theatre）手法创作的「私戏剧」，质感上更接近的是荒木经惟、筱山纪信、娄烨、任航等影像创作者。《马密》让人仿佛误入一个私人空间，或是透过针孔摄像机窥视著剧中人，冒犯了他们，看见我们原本不应看见的真相／秘密：马密内心并不认同同志族群的生活方式，甘口暗恋著马密的男友阿凯并倾吐爱意，作为感染者伴侣的阿凯对被迫扮演模范情侣而感到困扰，异装癖梦梦实际上是异性恋，无法接受先生是同志的陈太太选择自我麻痹、均凡少女时代的意外怀孕……
他们的困境是日常而普世的
在早年的同志题材文艺作品中，主人公更多背负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故事充斥著悲剧的宿命论，像剧中人甘口所言：「一个跟疾病有关的故事，一定要有人死掉，不然不值得拍。」而时代在演进，科技在演进，在简莉颖看来，文艺作品却被「固定在原地」。
如今，互联网让人找到同类，主流文化与次文化的边界亦不断模糊。在此背景下，《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展现了比《费城故事》、《美国天使》、《平常心》等同志议题作品更贴近当下的时代感。而角色们身处诚品、夜店、公园、教会等城市公共空间，台北城市的质地也赋予了戏剧鲜活的真实感。
简莉颖告诉我，动笔之前她以为自己会写一个悲剧，访谈中却很快发现，这个族群所面临的困境是日常而普世的。「如果我们只剩三天生命，我们可以很热情地爱彼此。但如果我们还一直活著，相处久了发现我们其实个性不合，或是产生爱恨纠葛，我们又没那么快死，可能就开始互相讨厌。」
透过语言去塑造人物
在舞台上书写日常，却不那么容易。舞台上的日常模仿生活中的日常，但也有别于生活中的日常。《叛徒马密》最大的成功来源于对同志族群的日常进行了细腻精准的书写。《马密》剧中的台词如同长在人物身上一般，自然、不刻意，而观者又能通过语言很快认识人物，进入他们的世界。让我想到日本的平田织佐。平田的戏，正是构建一个生活化的场景，让人物生活在其中，说著他们各自的语言。
学院出身的简莉颖，一度为剧场里舞台腔的语言感到困扰。平田织佐带给她启发，透过语言这种文化和身分的养成，去塑造人物。她在《马密》的语言风格上下了不少工夫。田野调查是搜集素材的起点，借由访谈，她开始了解到不同人的语言方式和世界观，进而去想像他／她会如何讲话。像剧中梦梦说自己可以拿三个博士、五个博士的台词，正是来自一个采访物件。
平田说，我想要描绘世界，我觉知的世界。简莉颖也在《马密》中展示了她眼中的同志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猎奇的刻板印象，有的是日常的温馨，琐碎的嫌隙，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这是《马密》在情感上击中我的地方。剧作家处理了一个司空见惯又难以描述的情感议题：人们因为种种机缘而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抱团取暖的背后是近到失焦的亲密关系的变异，最终对彼此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简莉颖说，这是曾经待过社运团体的人可能都有过的感受。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相当普世性的情感关系，一度过从甚密，到最终分道扬镳，相信每个人都自有体会。
因为「愤怒」而写作的创作者
简莉颖有著长期在社运团体工作的经验，她的处女作《我们》是其大学时在台北市公娼自救会「日日春」当志工期间发表的。她显然不是那种书斋型创作者，她说自己因为「愤怒」而写作。这种内外在共同的驱动，使她的创作避免了陷入与同代人成长经历相似的俗套中，有著更丰富的面向。我想起，前不久在电影导演库斯托利卡的讲座上，他用两个小时细述自己年轻时的一段感情。说到拍电影，他只给了一条建议：「如果你只是看电影，那你是拍不了电影的，你得去生活。」
简莉颖表示，自己并没有在特别关注某个群体，她感兴趣的还是人本身。她说：「我对他们为什么这样活著，这样行动，这样说话愈来愈有感觉。我也对于在台湾这个土地上的人是怎么活著，愈来愈有兴趣。」我突然觉得有些嫉妒，在我目光所及的北京，我的同一代里，我还没能找到像这样一个剧作家。我更加相信，戏剧真的可以改变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