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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密》让人仿佛误入一个私人空间,或是透过针孔摄像机窥视著剧中人,冒犯了他们,看见我们原本不应看见的真相/秘密。(林韶安 摄)
回想与回响 Echo

她眼中的同志世界 舞台上的动人日常

关于《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

平田说,我想要描绘世界,我觉知的世界。简莉颖也在《马密》中展示了她眼中的同志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猎奇的刻板印象,有的是日常的温馨,琐碎的嫌隙,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这是《马密》在情感上击中我的地方。剧作家处理了一个司空见惯又难以描述的情感议题:人们因为种种机缘而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抱团取暖的背后是近到失焦的亲密关系的变异,最终对彼此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

平田说,我想要描绘世界,我觉知的世界。简莉颖也在《马密》中展示了她眼中的同志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猎奇的刻板印象,有的是日常的温馨,琐碎的嫌隙,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这是《马密》在情感上击中我的地方。剧作家处理了一个司空见惯又难以描述的情感议题:人们因为种种机缘而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抱团取暖的背后是近到失焦的亲密关系的变异,最终对彼此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

北京的小剧场生态似乎一直有著「导演中心制」的潜规则,所有宣传品上,导演的名字往往都大过编剧、演员。少数几位受到关注的小剧场编剧,也多是身兼编导二职,比如周申、顾雷、庄一等人。近两三年情况有所改观,随著几大艺术节——乌镇戏剧节、北京青年戏剧节、南锣鼓巷戏剧节,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的持续耕耘,以及英国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新写作计划」、易卜生国际「新写作国际工作坊」等国际项目的推动,编剧这个失落已久的行当才开始被重新重视。

令我难以抑制的激动

四月,落地台北,我马上跟一位在台北大学学戏剧的大陆朋友说,晚上要去TIFA看简莉颖的新戏。她叹息自己没有买到票的同时,问我:「为什么每次大家提到简莉颖的戏时,都会说是『简莉颖的戏』,而不说是XX导演的戏?」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简莉颖独特的「存在感」。实际上,她编剧的《春眠》和《五斗米靠腰》来过北京演出,风评都不错,可不巧我全错过了。此行我专程来看的《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在大牌节目林立的TIFA创造了最快完售纪录,也不免提高了我的好奇心和期待。

最近十年,两岸的戏剧交流颇为频繁,每年都会看到几部引进的台湾小剧场戏剧。也许和大陆的审查制度有关,我在北京看到的台湾剧场作品,多偏「小清新」。所以当我看到《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时,几乎是难以抑制的激动。这部作品至少在两个层面给我启发:一是如何创作出符合中文语言习惯的「现代口语戏剧」,二是年轻创作者何以突破自身经历的局限去创作。

让人仿佛误入一个私人空间

《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的大量素材来自作者历时一年多有关同志与HIV的田野调查,讲述了世纪之交「鸡尾酒疗法」出现,爱滋病不再等于被宣判死刑的背景下,台湾同志社群、HIV携带者的日常生活。故事以拍摄一部同志纪录片为线索,几位受访者以各自视角陈述HIV携带者社团「甘马之家」的兴衰历程。

一百五十分钟里,几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在蒙太奇式的组接中不疾不徐地展开,每个人物的生存方式、所思所想皆被暴露在观众眼前。借用一个摄影术语「私摄影」(私人纪实摄影),《叛徒马密》是以纪录剧场(Documentary Theatre)手法创作的「私戏剧」,质感上更接近的是荒木经惟、筱山纪信、娄烨、任航等影像创作者。《马密》让人仿佛误入一个私人空间,或是透过针孔摄像机窥视著剧中人,冒犯了他们,看见我们原本不应看见的真相/秘密:马密内心并不认同同志族群的生活方式,甘口暗恋著马密的男友阿凯并倾吐爱意,作为感染者伴侣的阿凯对被迫扮演模范情侣而感到困扰,异装癖梦梦实际上是异性恋,无法接受先生是同志的陈太太选择自我麻痹、均凡少女时代的意外怀孕……

他们的困境是日常而普世的

在早年的同志题材文艺作品中,主人公更多背负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故事充斥著悲剧的宿命论,像剧中人甘口所言:「一个跟疾病有关的故事,一定要有人死掉,不然不值得拍。」而时代在演进,科技在演进,在简莉颖看来,文艺作品却被「固定在原地」。

如今,互联网让人找到同类,主流文化与次文化的边界亦不断模糊。在此背景下,《叛徒马密可能的回忆录》展现了比《费城故事》、《美国天使》、《平常心》等同志议题作品更贴近当下的时代感。而角色们身处诚品、夜店、公园、教会等城市公共空间,台北城市的质地也赋予了戏剧鲜活的真实感。

简莉颖告诉我,动笔之前她以为自己会写一个悲剧,访谈中却很快发现,这个族群所面临的困境是日常而普世的。「如果我们只剩三天生命,我们可以很热情地爱彼此。但如果我们还一直活著,相处久了发现我们其实个性不合,或是产生爱恨纠葛,我们又没那么快死,可能就开始互相讨厌。」

透过语言去塑造人物

在舞台上书写日常,却不那么容易。舞台上的日常模仿生活中的日常,但也有别于生活中的日常。《叛徒马密》最大的成功来源于对同志族群的日常进行了细腻精准的书写。《马密》剧中的台词如同长在人物身上一般,自然、不刻意,而观者又能通过语言很快认识人物,进入他们的世界。让我想到日本的平田织佐。平田的戏,正是构建一个生活化的场景,让人物生活在其中,说著他们各自的语言。

学院出身的简莉颖,一度为剧场里舞台腔的语言感到困扰。平田织佐带给她启发,透过语言这种文化和身分的养成,去塑造人物。她在《马密》的语言风格上下了不少工夫。田野调查是搜集素材的起点,借由访谈,她开始了解到不同人的语言方式和世界观,进而去想像他/她会如何讲话。像剧中梦梦说自己可以拿三个博士、五个博士的台词,正是来自一个采访物件。

平田说,我想要描绘世界,我觉知的世界。简莉颖也在《马密》中展示了她眼中的同志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猎奇的刻板印象,有的是日常的温馨,琐碎的嫌隙,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这是《马密》在情感上击中我的地方。剧作家处理了一个司空见惯又难以描述的情感议题:人们因为种种机缘而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抱团取暖的背后是近到失焦的亲密关系的变异,最终对彼此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简莉颖说,这是曾经待过社运团体的人可能都有过的感受。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相当普世性的情感关系,一度过从甚密,到最终分道扬镳,相信每个人都自有体会。

因为愤怒而写作的创作者

简莉颖有著长期在社运团体工作的经验,她的处女作《我们》是其大学时在台北市公娼自救会「日日春」当志工期间发表的。她显然不是那种书斋型创作者,她说自己因为「愤怒」而写作。这种内外在共同的驱动,使她的创作避免了陷入与同代人成长经历相似的俗套中,有著更丰富的面向。我想起,前不久在电影导演库斯托利卡的讲座上,他用两个小时细述自己年轻时的一段感情。说到拍电影,他只给了一条建议:「如果你只是看电影,那你是拍不了电影的,你得去生活。」

简莉颖表示,自己并没有在特别关注某个群体,她感兴趣的还是人本身。她说:「我对他们为什么这样活著,这样行动,这样说话愈来愈有感觉。我也对于在台湾这个土地上的人是怎么活著,愈来愈有兴趣。」我突然觉得有些嫉妒,在我目光所及的北京,我的同一代里,我还没能找到像这样一个剧作家。我更加相信,戏剧真的可以改变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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