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嫁妆一牛车》外貌鄙俗的阿好、《再约》情绪不稳的服务生、《ㄞ国party》满口污秽的龟后……这些角色的生猛、豪爽与外放，似乎成为我们对饰演者余品洁的印象。只是，盘腿坐在沙发上的她，略带紧张又故作轻松地说，自己是个内向且不擅说话的人；排练、演出以外的时间，不是继续背著剧本里的台词，就是在书店里如游魂般坐下、离开。这是余品洁，戏里与现实有些反差。

我，在一条返家／嘉的路上

出身嘉义眷村的余品洁，回想小时候的她，总被灌输著「念书改变人生」的念头，只能在小小的生活圈里乖乖看书，邻居家、文具店不外乎几个地方。「那时候是自卑的，也不觉得自己有长处。」一方面是家境不好，一方面是对嘉义没有认同感，她心心念念的是到台北去，想把自己放到主流位置，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

直到她念了嘉义女中、接触戏剧社后，才发现演戏是开心的，并且跟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件自己想出来的事情，是有梦想与目标的。她说：「我第一次觉得不是因为成绩好而被称赞，是因为我有想像力、我有个人特色，然后被说：『品洁，妳好好玩！』这是戏剧给我的奇妙感觉。」此时，阮剧团的几位创团成员汪兆谦、陈盈达等人相遇了，她也一步步成为我们所看见的演员余品洁。

有些曲折地考上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后，余品洁前前后后在台北待了九年。那时，她与嘉义的关系是疏远的，加上家里也渐渐没人，才惊觉自己是不是失去了「根」。由于阮剧团固定在嘉义作戏、教学，在这段必须待在嘉义的时间里、于往返南北的路途间，她开始学著整理从过去到现在、那个演戏以外的自己，寻找一条返家的路。

二○一二年，她决定定居嘉义，回到这个她曾经想出走、也真的离开九年的故乡。「这是一个重大决定，是深思熟虑之后才做下来的决定。」其实，她花了很多时间重复累积、酝酿，并且借由舞台上的人物去梳理自己与家庭、与嘉义的关系。寻回认同感的同时，才发现自己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还有，对这个地方的使命感。她说：「其实，台湾不能只有一种主流价值。特别是我长大的地方，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好的故事，然后每个地方都有要看戏的观众。」

「原来我是个嘉义人。」她反问了一句：「那你觉得你的家乡是哪里？」

阮，不只是一个剧团，是我们

在台湾的剧场生态里，现代剧团与演员间的连结其实少见「阮剧团—余品洁」这般紧密。

她带点回忆的语气说，对阮剧团的感情是建立在人身上的，也就是喜欢跟这群人在一起，像是延续高中初接触剧场的感觉。于是，也自谦地说，阮剧团是从玩票性质开始的，一开始的作品并不多，且多半是将现有的剧本搬到嘉义演出；认真且有系统地使用台语创作、取材嘉义故事与情感经验等阮剧团的现有标志，其实是他们在跌跌撞撞的过程里开始去面对嘉义的人与土地，包含《热天酣眠》、《家的妄想》等。甚至是更有意识地跨出或深化「在地」，如从二○一六年开始跟日本导演流山儿合作，演出《马克白》与《嫁妆一牛车》。同时，逐渐成长为一个职业剧团。余品洁觉得自己很慢接受这个事实，也曾想过不要被绑住，才在经验里慢慢摸索剧团生存的方方面面与边边角角。

「我心中对剧团的情感，说真的愈像家庭的感觉。」不会只是进排练场排戏，小到打扫办公室，大到去外面主持、谈案子，然后照顾下来嘉义的外地演员等，都是剧团里的人会一起做的事情。投入排练、演出后便会完全专注到忘记其他事情的余品洁，在阮剧团里其实早就不是一个演员而已。

演戏是演员自己的功课，而在她的心中更把剧团里的大家当作是自己的责任。阮剧团的「阮」，是「我们」的意思；她不只把这个「阮」放在心底，从她时而望向隔壁的排练场，暖暖地说出这些话里感受到了。

回家之后，演员的下一步？

余品洁曾演出的角色，都有鲜明形象，形成强烈特色，也往往过于真诚而被误以为剧中人便是她本人的模样。就像她转述了朋友的说法，每次她演什么，就好像有个品洁在里面。

到了二○一六年，与流山儿导演合作后，她开始从过去的积累里发觉表演方法的转变与拿捏。过去的余品洁，相对用力诠释角色，总将自己所拥有的抛出，像短跑一样爆发。也因此，容易被安排到大鸣大放的角色。她说，现在的她似乎走进演员生命的第二阶段，练习如何去收敛，靠著导演的提点，或是自己提醒自己。她总将自己的努力归功于他人，包含流山儿导演、合作《再约》的导演李铭宸；还有，她时时刻刻都在寻求建议的团长汪兆谦。《嫁妆一牛车》之后，她将会做好准备，也不安于现状，去试试看更安静、更内敛的角色。

她说，直到现在都没改变的是，演戏真的很开心。最后，说起最近为了排练《嫁妆一牛车》而去乡下看农具、跟农人聊天，也帮忙种植哈密瓜，才从她嘴里听到了「辛苦」这个词。她说：「真正辛苦的不是剧场，我觉得是真正在外头过生活的那些人。」未来，她也有考虑休息一阵子，出国也好，念书也行；只是，继续演戏、身为演员，应该是她不会放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