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后移民剧场大旗的瑙宁街剧院，多年来庇护支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让他们有机会表现个人视角与声音。舞者暨编舞家Jao Moon刚在此发表了新作Everybody can be everybody can not be，一出论及异国情怀、反抗能量及显现自我肯定的「酷儿日常」舞作。五名舞者各自拥有混杂又难以简单归类的性别、文化及语言和身体语汇，各自表述又同台共舞，去成为自己想望的任何可能，追求模糊界线的解放。
柏林最为人所知的城市特色之一，在于多样的开放性：几乎所有想像得到的文化╱身分、主流╱非主流的自我认同，都能在柏林的里外找到自在的栖身之处。而十字山区（Kreuzberg）的瑙宁街剧院（Ballhaus Naunynstraße），在其标榜的后移民剧场大旗下，多年来累积聚集能量，庇护支撑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让这个位于次文化汇集地的剧院，同时得到跨文化与跨性别表述下各个族群的高度关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盈亏自负」的私营剧院，坚持只制作自制节目，与扶植的艺术家一同发展企画、寻求补助、建立团队、提供场地技术支援、完成创作并负担票房与行销成本。
显现自我肯定的「酷儿日常」舞作
「这是一个平台，让从异地来到这里的艺术家，被聚集在一起，有一个呈现作品的场域，每个在这里创作的人，有机会表现自己的个人视角与声音。」舞者暨编舞家Jao Moon，见证了近年来瑙宁街剧院的演化过程。来自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城市卡塔赫纳（Cartagena）的他，作品横跨剧场与影像、摄影领域，也跨越性别定义，定居柏林近五年，同时也是剧院刚完成首演的舞作Everybody can be everybody can not be的主要创作者。
「这支舞是一出论及异国情怀、反抗的能量及显现自我肯定的『酷儿日常』舞作。」在后殖民氛围的柏林，谁被「允许」去复制谁？被「允许」论断什么？谁又被「允许」成为他者，并拥有一个假定的归属？作品本身是一个极为单纯的舞蹈作品，五名舞者各自拥有混杂又难以简单归类的性别、文化以及语言和身体语汇，由此出发，各自表述又同台共舞，借由空间、灯光、影像与声音元素的介入，建立一个不真实的幻觉空间，断裂的叙事，只是为了让进入的旁观者，可以阅读并观赏在空间中舞蹈的每一个个体，她╱他╱它的色泽与内里。
舞作强调了「伪装」的姿态，「伪装」成为一种生存法则。Jao 如此描述到，「伪装」并不具攻击性，他想传达的，是连结其自身文化背景，来自于哥伦比亚殖民历史造就的社会现象。当强势文化牵制著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生活的原型及心中真实的原生信仰，表层的表达与内在的认同就必须进行分离和演化，生活的「拟态」便由此而生。即便从外表来看，是非常不合逻辑与难以理解的。Jao举例，在有著葡萄牙殖民背景的巴西，「坎东伯雷」 （Candomblé）是源自非洲、属于自然崇拜的民间信仰之一，其信仰者多为当地的低收入户和中产阶级，当强权者强迫坎东伯雷信徒改信天主教以符合并学习「文明社会」的礼节，信徒们只好乖顺于参与教堂的弥撒，同时在心中膜拜著自己的创世主。
拒绝标签化，追寻去中心的乌托邦
在Jao的作品中可以清晰辨别出这样的企图：Jao以自身背景与生命经验为动机，不愿只是为了一个符号或标签服务，而是挖出每一位出身迥异的舞者彼此间的串连，模糊分类的边界、不过分强调身分（国籍、语言、性别、性取向）。「我们便是我们的样子，我带著各种可能性，我同时有著各种面向，我不喜欢重现他者，我可以是任何形象。」去成为自己想望的任何可能，追求模糊界线的解放，这已不单是强化少数族群声音这么简单的企图。而能提供这样意识形态萌芽的场域，也正就是柏林。这个后酷儿时代讲述著如何消解「正常」与「不正常」的二元对立；众多的世界各国移民者来此「后殖民」柏林；更在文化上渐渐趋于去欧洲中心化意识的爬升，回到一个边界模糊，未定义也不轻易去定义的，但每个人都深知自己面貌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