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于近年来台湾表演艺术环境的高度机构化，以及奖补助机制、平台的成立，及地方场馆的策展转型，系列讲座的第四场以「委制、奖补助机制的生态网络」为题，邀请身兼创作者和团队营运者的汪兆谦、黄翊与黄思农，与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刘怡汝，分享在委制创作、奖补助争取及与公部门合作策展等经验与挑战、历程与心得。
时间：3月27日下午
地点：台北 国家戏剧院4楼交谊厅
策画暨主持人：林人中
与谈人：汪兆谦（阮剧团艺术总监兼团长）
黄翊（黄翊工作室+艺术总监）
黄思农（再拒剧团艺术总监、剧场跨域创作者）
刘怡汝（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
林人中（以下简称林）：当产业迈向极度机构化之时，场馆委制、公部门补助机制及各类奖助平台皆陆续成立，连同地方场馆也历经策展转型。今天与谈的黄翊、兆谦、思农都同时身兼创作者和团队营运者，在艺术实践与营运生存与之间，想请各位聊聊自身在以上机制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为何。
黄翊（以下简称翊）：当初成立舞团是因为两厅院要拨款给我，但我主要还是以个人身分接制作，也没有申请团队补助，当演出有一定的数量，确定自己能成为全职艺术家后，我才邀请一些伙伴开始以团队形式营运。
对于补助的看法，我会先确定在原有的营运中能自活、作品可以进入市场后，才申请补助，黄翊工作室便是如此，接著又开始有委托制作、三馆共制，每年大约增加一位全职成员，是负责任的速度。现在我们进驻松烟，从表团、机构到学习能不能营运场馆，是我的尝试。
汪兆谦（以下简称汪）：当初成立剧团是因为嘉义还没有现代剧团。补助之于我们，是很重要的第一桶金，2011年第一次拿到中央的演艺团队分级奖助计划补助，开始每年平均增加一名成员，当时没有扩张得太快，万一没有补助还能支撑剧团运作。到了2018年，剧团根基比较扎实了，才开始推动扩张，现在连同全职员工、演员学校成员，是50人的团队。
营运面，我将剧团想像成人，现在就是青少年转大人的状态，这阶段很辛苦，但骨架长好、之后要做什么都很清楚了。对我来说，委托制作和补助，只要准备好，其他都不会是问题，有人说接太多委托制作会不会被收编，我的想法是每个人都必须合作，知道自己的角色，就能找到定位。
黄思农（以下简称农）：再拒20年了，是一个从世纪初走到现在的剧团，一开始参与牯岭街小剧场办的戏剧类竞赛、第一届两厅院广场艺术节，后来获得国艺会的常态补助。特别的是，我们是以编导和技术团队为主的创作团体，并非我一个人做决定，因此经常呈现跨界美学的表现形式，后期跟我们合作的也会有现当代艺术场馆或是委托制作案。
早期团员会分著做行政，后有兼职、全职行政的加入，分工就比较清楚。我们是新北市扶植补助团队，所以在营运经费上，不管是委制或标案，会特别估5至10%的行政管销费，支付行政的薪水。
林：站在机构营运者的角度，怡汝怎么看这些团队的发展历程？
刘怡汝（以下简称刘）：机构的资源相较于在场的艺术家是多的，但两厅院的自筹比例超过50%，每年要赚4亿5千万，否则就会亏损。有些人会误以为场馆是补助单位，其实我们都是面对者，场馆思考跟想像的是，与团队共同面对我们击败了哪些困境，共生、携手前进。
我们寻找合作对象看的是团队有什么我们想要、也会帮助到剧场的，团队也要衡量场馆给的资源能否支撑团队营运，双方建立在平等、理解的状态，我们会一起走向产业最好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