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主持人：白斐岚（独立评论人）

与谈人：黄思农（再拒剧团导演、当代艺术家）、彭子玲（乌犬剧场艺术总监）

台湾社会于2023年迎来一波#MeToo巨浪，动荡虽只维持数月，后续影响可说是「余波荡漾」──正如关系人、受害者往往得用更长时间与之共处，寻求出路，生态环境亦然，剧场也不能例外。#MeToo运动兴起的口号「在做艺术家前先是一个人」（You’re a human before you’re an artist），似乎暗示著艺术创作有时会让人忘记人性，牺牲自我或他人，以成就所谓崇高的「艺术」。于是，一连串的事件，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环境，建立新的平衡。

延续2024年台湾剧评人协会年度论坛选择直面创作伦理、性别议题以及评论之间角色，今年度更将关注面向扩大涵盖不同形式的「创伤」。第一场前导工作坊「记忆与抚慰：碰触创伤与记忆的力道」，于是邀请乌犬剧场彭子玲与再拒剧团黄思农参与对谈，并由独立评论人白斐岚担任主持。前者分享多年陪伴高风险青少年，并以此推出创作《麻嗨猴》与《低．俗．画本》的经历；后者则以单一观众形式演出的《感伤之旅》，聚焦「观看」的权力关系。

彭子玲提到她在创作时，总是会不断审视「自己究竟只把这些经历当作故事题材，还是有进一步探索与实践的可能」。确保动机出于后者，始终是最重要的事。她以剧团10年来陪伴触法青年、青少年的经验，分享「此时此刻与我们平行，但依然在发生」的另一个世界。这些人的成长经历，因原生家庭、外在环境之形塑，自然而然得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生存与生活。在「成为人」的同时，意识到另个世界的不同，才能真正认识彼此。

于是「刺青」成了她的切入点。不同于时下流行的「艺术」刺青，彭子玲分享在排练《低．俗．画本》时，导演助理先行试贴大片包覆的刺青贴纸。原来是个阳光少年，刺龙刺凤后，平日遇到的早餐店阿姨、泳客甚至捷运乘客，对他态度却都产生变化，最后甚至连自己走路姿态都不一样了。对刺青少年来说，他们就这样慢慢开始与「一般人」的世界产生隔阂，唯有回到「公司」（黑帮）最自在。这里有自己人，和自己一样，也会为自己挺身而出，反之亦然（就算不情愿，硬著头皮也得上场）。

另一关键字则是「毒品」。过去剧团曾因法律扶助基金会（后简称「法扶」）接洽，长期陪伴深山部落的孩子们，透过应用戏剧、绘画与肢体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看看他们生命发生了什么事」。彭子玲提到因汉人政治与货币经济进入，造成部落传统结构分裂瓦解，毒品扣合珍贵木材，形成非法产业链，产生更多社会问题。她忍不住想著：「如果我是在这样的环境成长，我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世界是真切存在的，但不存在于大多数剧场观众与创作者的生命经验中。彭子玲提到她的目标观众并不是这些青少年，「和他们相遇的地方不会是剧场」，更绝对不会照搬他人故事；相反的，她期待在萃取生命经验后，借由戏剧创作更深入议题。然而，演后回馈却也时常让她纳闷：曾有身兼评论与创作双重身分的前辈，看著「青少年」、「社会关怀」等关键字，问她「这是教育剧场吗？」或也有观众询问「为何总是喝酒、家暴这类千篇一律的故事？」

彭子玲好奇地表示：「评论前辈自己也有明确的创作路线，有自己的理念宣扬，为何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教育剧场呢？」又或者，「如果是友情、家庭、爱情主题，难道就不千篇一律吗？」如何避免扁平化对象，让彼此能借由剧场挖掘更多「共情」面相，是她所期待的方向。

创伤题材作品，究竟该如何安放「观看」位置，是再拒剧团2019年《感伤之旅》的叙事关键。黄思农提到作品虽以日本摄影师荒木经惟为本，但实际动机是身边友人真实经历。此外，在欧美因指控哈维．温斯坦而正式开启#MeToo运动之前，台湾社会也已经历辅大心理系、房思琪事件等论辩。于是，他在作品中杜撰摄影师「渡边龙介」及模特儿「KaoRi」，并引导观众进入旅馆房间，深入「KaoRi」记忆场景，探讨「创伤之后如何叙事」、「观看的权力关系」，以及「记忆与在场」等主题。

观众首先需签署一份「观演合约」，说明「剧场是观看的地方，这场演出要有你们参与才成立」；此外，合约也要求观众遵守观看界线，强调「这不是互动也非沉浸式演出」。演出分作3间房间，分别呈现事件发生后的凌乱画面（由观众猜测先前发生了什么事）、幸存者的记忆排练，以及幸存者扮演起摄影师、对自己施暴的记忆情境。黄思农并多方拼凑所谓「道成肉身，牺牲自己以为更高意志奉献」的惯常说词——这些艺术崇高论，不限于一时一地一人（其中也包括2018年华山大草原事件后续引发的争议讨论），以「恶」为名，进一步挑战世俗道德边界，却也让「人」服务作品而成为牺牲——以此建构剧中虚构摄影师渡边龙介之论述。

黄思农提到演出结束时，演员打破观演界线，望著唯一一名观众说：「我以为你不在」——此处则试图扣回「要有你们参与才成立」的提点。一方面探问他人是否「在场陪伴」；另一方面，创伤后记忆变得破碎、不连贯，幸存者似也启动某种保护机制，让自己「不在场」。

然而，在场也有观众分享自己曾看过这个作品，「身为唯一的观众，感觉一切都朝著自己而来，要不沉浸是很困难的」，因而让事前「合约」所建立的观演关系显得微妙。此外，无论再拒剧团另一作品《明白歌》所采用的歌谣形式，或乌犬剧场《低．俗．画本》套用歌仔戏，跨文本的形式引用，似乎也形成另一种非明文界定的「合约」，预先设定了某种观演关系。或如另一观众提及：「《低．俗．画本》演员太精采、太好看，反而让人忘了他其实也是个恶煞。」如何在「共情」与「抽离」之间拿捏观演距离，都会是值得延伸探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