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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悬浮」逻辑下,所制造的千年幻象 (陈又维 摄 国家两厅院 提供)
戏剧

后现代「悬浮」逻辑下,所制造的千年幻象

评《千年舞台,我却没怎么活过》

魏海敏置身于一个复杂时代中的一段艰难历史,但王景生却独断地把魏的生命语境压缩在「人生如戏」的古典「虚化」陷阱,永远在她角色扮演的记忆中寻找她的生命历史,而对自己的爱与恨似乎缺少判断,记忆与现存之间也失去连系的共同脉络,并终归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少了多层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对现实始终充满迷惑之人。于是魏海敏在《千年舞台》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后现代「悬浮」逻辑下,任新生命政治摆布之人。

魏海敏置身于一个复杂时代中的一段艰难历史,但王景生却独断地把魏的生命语境压缩在「人生如戏」的古典「虚化」陷阱,永远在她角色扮演的记忆中寻找她的生命历史,而对自己的爱与恨似乎缺少判断,记忆与现存之间也失去连系的共同脉络,并终归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少了多层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对现实始终充满迷惑之人。于是魏海敏在《千年舞台》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后现代「悬浮」逻辑下,任新生命政治摆布之人。

《千年舞台,我却没怎么活过》

4/9-11

台北  国家戏剧院

《千年舞台,我却没怎么活过》(以下简称《千年舞台》)中的魏海敏,在戏中首先就被编导王景生暗自预设成是一个「去历史」之人,而且是后现代「悬浮」逻辑对理性价值批判下的「去历史」之人,因此从戏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王景生很急切地利用「美丽岛事件」,把魏海敏和观众带进他设定的后现代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当魏的回答是她根本不知道「美丽岛事件」是怎么一回事时,王景生已经为这出戏找到执行其意识形态的切入口,而不是真诚的去探讨魏为何会「不知道」,可以说,王景生虽对外一再宣称要探讨的是「后殖民」、「去殖民」议题,但这两个议题却被他吊诡的直接嫁接在后现代主义式的「悬浮」历史观上,为自己可以以碎片化、去中心和无能把自身投身到台湾任何具体历史时空的事实,找到合理化其意识形态先行的借口。

因此我们看到的魏海敏,成为了被王景生利用她京剧名伶的文化身分,所折射出一个服务于后现代「悬浮」逻辑下的文化幻象——譬如魏海敏在剧中,只要涉及到具体的京剧时,几乎就会出现湮雾弥漫的「虚化」美学设计,从这个一再重复出现的「虚化」手法,已可窥见王景生内在的真正意图,亦即,在其后现代主义式的「悬浮」逻辑下,历史是不存在由真实血肉所形成的复杂性,而个体在文化身分上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如梦幻般地不需要有任何根本的认识,因此,魏海敏在《千年舞台》所出现的不同角色,通过舞台扮演并延伸至她作为女性在现实中的情感表现,原本可以成为不同戏剧角色与现实之间相互参照的生命经验,以及个人记忆与现存之间相互介入的多重「反身性」关系,而然这种多重「反身性」关系,却被王景生假借「拼贴」之名,反过来从她扮演过的多种角色与魏海敏曲折的人生,「拼贴」出只能有一种单一的诠释,于是原本集各种复杂性于一身的魏海敏,就如此被推上导演王景生规定的单行道上,一路推到去真实血肉与复杂性的「千年舞台」上。

魏海敏置身于一个复杂时代中的一段艰难历史,但王景生却独断地把魏的生命语境压缩在「人生如戏」的古典「虚化」陷阱,永远在她角色扮演的记忆中寻找她的生命历史,而对自己的爱与恨似乎缺少判断,记忆与现存之间也失去连系的共同脉络,并终归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少了多层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对现实始终充满迷惑之人。于是魏海敏在《千年舞台》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后现代「悬浮」逻辑下,任新生命政治摆布之人。

「老大哥」式的导演宣告

无论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京剧文化传承与演变史,或事实上操持多语言的「外省人」家族记忆,在导演有企图的刻板政治意识形态下,魏海敏这样的文化身分,很容易被形塑为一种政冶符号的代表,甚至被导演用来作为阐释机械式「转型正义」的政冶祭品,更可以说是通过这种阐释策略,借魏海敏作为京剧名伶可以简单等于中国的文化身分,同时也被王景生再延伸为「殖民政府用文化和教育驱使他们(按:台湾本省人)认同中国文化和身分」(见:剧中的投影文字),并与张照堂的台湾庶民身体影像的相互参照,完成在「转型正义」中一套外来与在地的二元对立逻辑,而魏海敏作为京剧的文化传承者或「外省人」的家族记忆,遂成为在转型中的文化共同体所必须牺牲的祭品。王景生建构的这套转型逻辑,更因加入台湾颇具代表性的艺术家陈界仁与张照堂的参与,使其话语体系似乎显得更具「美学化」与「正当性」效果,可惜他偏偏无知到除了原住民外,本省人也是「外省人」的历史事实。

王景生毫不避讳地显露出他个人特定的政治立场倾向,而这种倾向表现在他以如同「老大哥」式的投影宣传字幕上,把自己放在凌驾所有人的讲述形式中,他选择的不是一种对话模式,而是一种「宣告」(address),其「宣告」词汇漫溢著强势意识形态所反映出来的绝对主观性,若说这种绝对主观性直逼70年代党外时期,某些基本教义派的社论语调,或者,可能更像旧党国教育式的「宣告」语调也不为过。接下来对1979年「美丽岛事件」无感的魏海敏,她在受访中的「告白」(confess)就让我们找到可以不必被我们听到的「理由」。因为导演的这套论述,随著当今现实政治氛围而共构成为绝对「政冶正确」的语言时,延荡至他所记录的独角戏主角魏海敏的反应,竟是如此地对政治无感,乃至导演赋予剧中魏海敏的身体图像、声音记录等,都只是为了服膺导演把独角戏主角魏海敏进行「现实政治化」之物,这不只显示出双方话语权的悬殊,更反映了导演所摆出来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先借后现代主义式的「悬浮」逻辑,去掉历史的血肉与复杂性,再将「后殖民」与「去殖民」架空,最终让自己可以扮演「老大哥」,并向全场观众进行「宣告」。尤其作为新加坡人的王景生在这出戏里使用英文进行「宣告」,而作为台湾人的魏海敏在这出戏里使用的是中文「告白」,以导演的文化研究背景,不可能不知道语言与语言之间,至今仍存在著「语言霸权」问题,但王景生显然因急于扮演「老大哥」,连选择使用无声字幕的伪善形式都省了,而采取亲自现声的「宣告」形式,至此,「跨文化」再一次成为「再殖民」与「新殖民」策略下的虚假外衣,一种由使用英语的新加坡人来扮演「老大哥」的代理人,所呈现出的还是典型的第三世界现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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