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这出剧名根据日文而翻译成中文为《夹缝辙痕》，在台上十位演员都是男性之下，剧名指涉的「夹缝」反映出他们被压抑在一个具有某种意味的空间，而这意味的是心理空间或物理空间呢？全剧通过十个男人的故事，渐渐渗透出如渍染般的日本明治维新史，在剧中隐约可现出这段暧昧的历史，从这十位渔师的身体样态显现出来，既象征日本底层民众的形象，也让我们一窥诸众处于现代文明启蒙的夹缝中，他们受到历史空间挤压的生存状态。

在现代性中被遗弃的负面资产

剧中藉长治这位闯入渔师群体的打工者，从他参加过明治元年（1868）发生幕府与尊皇派的「戊辰战争」，因家贫在战场上拚命杀敌争取奖金竟获得「斩人长治」称号，遂使情节开始转折引出他进入这个渔师群体，是为了揭露其中另一战友也因杀人搏钱而号称「杀人魔玄吾」者，得以逼其顶替自己再为国家征召参加之「甲午战争」（1894）。剧中刻意安排前后两场战争的背景，诚为突显日本由国家体制的建构到军国主义的兴起，进而发展出脱亚入欧的近代文明，其实是以庶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而实现的。更以日本传统的渔业文化，包含渔师配合捕鱼劳动所唱的民谣，据此作为渲染情节氛围而达到庶民文化的强调。

剧中长治有一句「那场战争到底害我们付出多少代价」的台词，从中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男性的性征虽可转化为战争的符号，但作为受社会条件压抑的底层男性，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中被遗弃的负面资产。在开场时舞台即出现一位当代具有说书人功能的民谣歌手角色，从他的自述中呈现出昔日渔师行业的没落，亦导致民谣的消失，这原为日本人由传统文化建构的自我形象，随著现代性的优势和特权，看到《夹缝辙痕》中求生存的男性益发令人深感沉重。从日本历史来看男性这份沉重感的性征，跟长期以来不断发生战争或有关连，直至一九四五年战争始告结束，而男性的沉重却依然在其自我表象中不断出现，也出现在《夹缝辙痕》中的历史表象。

为爱家人而杀他人的人性荒谬

用这样的男性样态来叙述日本历史，也许就是作为本剧的女性编导所想要刻画的国家形象，即使像剧中长治与玄吾根据要让家人活下去之理由，在幕末的「戌辰战争」中变成「砍人魔玄吾」或「斩人长治」，到现代国家的「甲午战争」因斩人长治的盛名又被国家征召，最后由砍人魔玄吾写信给「国家」（因无具体投寄的机关名称，故仅为一种隐喻之词），告知顶替长治入伍。这段情节演义出作为空洞的国家装置，突显为让家人活下去却在战争中杀人的人性荒谬，从他们复员后所受的精神折磨，可看出这个为爱家人而杀他人之道理，是一点也无法免除杀人的罪责。

在最后场面中出现砍人魔玄吾穿著军服（或意味著是一个幻影），与渔师群体一起唱起捕鱼劳动的民谣，导演是否在暗示国家历史走上空洞化的必然？或是以这种预言式的手法，对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走上长期的战争之路，做出国家近代化奠基于牺牲庶民的魔咒？由此并延伸出作为女性导演对男性与战争的关系，她用了民间渔师的传统仪式（对天皇始祖的祭祀）及劳动合唱的歌谣，所表示出由农村共同体文化转化为国民国家的隐喻，基本上男性在国民角色上的沉重性一往如昔。

或许日本庶民一直以这个国民的身分在表现自我形象，才能在明治维新形成国家化之后，置身于不断战争的历史中，用小我（如：爱家人）来表现国民性的大我（如：爱天皇），就很容易面对战争时无法判断杀人这件事的孰是孰非，而陷进如长治与玄吾在剧中所显示，自戍辰战争起幕，而至甲午战争落幕的「夹缝辙痕」，虽身陷其中却误以为这是历史发展出来的必然。

被压抑的台湾人从中发现怎样的自我形象？

我们作为因甲午战争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岛民，对于剧中渔师玄吾及长治受国家战争抑止对自己命运的支配，更容易痛感这段殖民历史跟他们在战场被称之「砍人魔」或「斩人」一样的身体错置。编导以女性立场尝提出「先要有个人，才有群体的存在」（见日文版节目手册），放诸于本剧中十位男性对我们所显示的群体性，既在个人性的表现上，不同的现实经验通过语气、行为乃至个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导演又将这些个别的相异性串接上战争铸就身体错置，而造成长治与玄吾的精神离析现象，也反映了群体性在当代的历史形象。这种个人与群体（国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上的辩证，仍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中游离不定，与《夹缝辙痕》在这个问题上一样，虽勇于提出，却无法找到定案。

尤其作为也曾在这段明治维新历史压抑下的台湾人，面对舞台上「砍人魔玄吾」穿著军服的幻影，重现于甲午战争的背景中，我们以如何的历史想像与玄吾幻影重叠，穿透在个人存在与群体历史之间的「夹缝辙痕」，又能发现到怎样的自我形象倒影于其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