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夹缝」中掘出诸众的「辙痕」 |
《夹缝辙痕》中十位渔师既象征日本底层民众的形象,也让我们一窥诸众处于现代文明启蒙的夹缝中,他们受到历史空间挤压的生存状态。
《夹缝辙痕》中十位渔师既象征日本底层民众的形象,也让我们一窥诸众处于现代文明启蒙的夹缝中,他们受到历史空间挤压的生存状态。(陈又维 摄 52Pro!剧团 提供)
戏剧

在国家「夹缝」中掘出诸众的「辙痕」

编导以女性立场尝提出「先要有个人,才有群体的存在」,放诸于本剧中十位男性对我们所显示的群体性,既在个人性的表现上,不同的现实经验通过语气、行为乃至个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导演又将这些个别的相异性串接上战争铸就身体错置,而造成长治与玄吾的精神离析现象,也反映了群体性在当代的历史形象。这种个人与群体(国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上的辩证,仍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中游离不定,与《夹缝辙痕》在这个问题上一样,虽勇于提出,却无法找到定案。

文字|王墨林、陈又维
第326期 / 2020年02月号

编导以女性立场尝提出「先要有个人,才有群体的存在」,放诸于本剧中十位男性对我们所显示的群体性,既在个人性的表现上,不同的现实经验通过语气、行为乃至个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导演又将这些个别的相异性串接上战争铸就身体错置,而造成长治与玄吾的精神离析现象,也反映了群体性在当代的历史形象。这种个人与群体(国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上的辩证,仍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中游离不定,与《夹缝辙痕》在这个问题上一样,虽勇于提出,却无法找到定案。

日本52PRO!剧团《夹缝辙痕》

2/21  华山1914文创园区东3馆乌梅剧院

这出剧名根据日文而翻译成中文为《夹缝辙痕》,在台上十位演员都是男性之下,剧名指涉的「夹缝」反映出他们被压抑在一个具有某种意味的空间,而这意味的是心理空间或物理空间呢?全剧通过十个男人的故事,渐渐渗透出如渍染般的日本明治维新史,在剧中隐约可现出这段暧昧的历史,从这十位渔师的身体样态显现出来,既象征日本底层民众的形象,也让我们一窥诸众处于现代文明启蒙的夹缝中,他们受到历史空间挤压的生存状态。

在现代性中被遗弃的负面资产

剧中藉长治这位闯入渔师群体的打工者,从他参加过明治元年(1868)发生幕府与尊皇派的「戊辰战争」,因家贫在战场上拚命杀敌争取奖金竟获得「斩人长治」称号,遂使情节开始转折引出他进入这个渔师群体,是为了揭露其中另一战友也因杀人搏钱而号称「杀人魔玄吾」者,得以逼其顶替自己再为国家征召参加之「甲午战争」(1894)。剧中刻意安排前后两场战争的背景,诚为突显日本由国家体制的建构到军国主义的兴起,进而发展出脱亚入欧的近代文明,其实是以庶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而实现的。更以日本传统的渔业文化,包含渔师配合捕鱼劳动所唱的民谣,据此作为渲染情节氛围而达到庶民文化的强调。

剧中长治有一句「那场战争到底害我们付出多少代价」的台词,从中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男性的性征虽可转化为战争的符号,但作为受社会条件压抑的底层男性,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中被遗弃的负面资产。在开场时舞台即出现一位当代具有说书人功能的民谣歌手角色,从他的自述中呈现出昔日渔师行业的没落,亦导致民谣的消失,这原为日本人由传统文化建构的自我形象,随著现代性的优势和特权,看到《夹缝辙痕》中求生存的男性益发令人深感沉重。从日本历史来看男性这份沉重感的性征,跟长期以来不断发生战争或有关连,直至一九四五年战争始告结束,而男性的沉重却依然在其自我表象中不断出现,也出现在《夹缝辙痕》中的历史表象。

为爱家人而杀他人的人性荒谬

用这样的男性样态来叙述日本历史,也许就是作为本剧的女性编导所想要刻画的国家形象,即使像剧中长治与玄吾根据要让家人活下去之理由,在幕末的「戌辰战争」中变成「砍人魔玄吾」或「斩人长治」,到现代国家的「甲午战争」因斩人长治的盛名又被国家征召,最后由砍人魔玄吾写信给「国家」(因无具体投寄的机关名称,故仅为一种隐喻之词),告知顶替长治入伍。这段情节演义出作为空洞的国家装置,突显为让家人活下去却在战争中杀人的人性荒谬,从他们复员后所受的精神折磨,可看出这个为爱家人而杀他人之道理,是一点也无法免除杀人的罪责。

在最后场面中出现砍人魔玄吾穿著军服(或意味著是一个幻影),与渔师群体一起唱起捕鱼劳动的民谣,导演是否在暗示国家历史走上空洞化的必然?或是以这种预言式的手法,对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走上长期的战争之路,做出国家近代化奠基于牺牲庶民的魔咒?由此并延伸出作为女性导演对男性与战争的关系,她用了民间渔师的传统仪式(对天皇始祖的祭祀)及劳动合唱的歌谣,所表示出由农村共同体文化转化为国民国家的隐喻,基本上男性在国民角色上的沉重性一往如昔。

或许日本庶民一直以这个国民的身分在表现自我形象,才能在明治维新形成国家化之后,置身于不断战争的历史中,用小我(如:爱家人)来表现国民性的大我(如:爱天皇),就很容易面对战争时无法判断杀人这件事的孰是孰非,而陷进如长治与玄吾在剧中所显示,自戍辰战争起幕,而至甲午战争落幕的「夹缝辙痕」,虽身陷其中却误以为这是历史发展出来的必然。

被压抑的台湾人从中发现怎样的自我形象?

我们作为因甲午战争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岛民,对于剧中渔师玄吾及长治受国家战争抑止对自己命运的支配,更容易痛感这段殖民历史跟他们在战场被称之「砍人魔」或「斩人」一样的身体错置。编导以女性立场尝提出「先要有个人,才有群体的存在」(见日文版节目手册),放诸于本剧中十位男性对我们所显示的群体性,既在个人性的表现上,不同的现实经验通过语气、行为乃至个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导演又将这些个别的相异性串接上战争铸就身体错置,而造成长治与玄吾的精神离析现象,也反映了群体性在当代的历史形象。这种个人与群体(国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上的辩证,仍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中游离不定,与《夹缝辙痕》在这个问题上一样,虽勇于提出,却无法找到定案。

尤其作为也曾在这段明治维新历史压抑下的台湾人,面对舞台上「砍人魔玄吾」穿著军服的幻影,重现于甲午战争的背景中,我们以如何的历史想像与玄吾幻影重叠,穿透在个人存在与群体历史之间的「夹缝辙痕」,又能发现到怎样的自我形象倒影于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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