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年除夕团圆饭前的一个重要仪式，就是看著父亲小心翼翼裁了一条红色长纸，然后用毛笔写上：「河南范阳卢氏历代先祖」，供饭、祭酒，然后送走「先祖」们。
1977年，我还在念国中，这一年父亲过世，那一条墨笔红纸的祖宗牌位不再出现在团圆夜的客厅。「河南范阳」4个字移到父亲坟头的大理石立碑上，说明了父亲是范阳人后来客家于福建永定的历代子孙。
1978年中美断交，喔不，现在政治正确说法应该是台美断交，电视上出现砸鸡蛋抗议游行的新闻画面，这是在连串的国际外交挫败之后，最后一根打击台湾的稻草，如果地球上只能有一个中国，但中华民国最好的朋友——美国，却选择了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不群情激愤，长我4岁的哥哥边看电视边跟我说，我们很难再拯救大陆同胞，消灭万恶共匪了。
在报纸一角，我看到云门舞集《薪传》首演的报导，海报上一群黑噜噜但眼睛炯炯有神看向远方的舞者们，我记得报上有「祖先」、「唐山渡台湾」、「处变不惊」这些形容的字眼，然后与它擦身而过。
我还在继续长大，在〈龙的传人〉、〈青海的草原〉、〈鹿港小镇〉及〈橄榄树〉的歌词里迷迷糊糊地长大，在《夜行货车》、《看海的日子》、《代马输卒手记》这些小说里，懵懂地认识政治社会框架下人性的困顿，老百姓的矛盾与挣扎。我还是没有好好去想过祖先跟我的关系，除了身分证上的祖籍注载之外。
1979年冬天，住在高雄火车站附近的我，目睹了军警拿著一个小眼睛男人的照片在熟悉的街景里出现，后来知道他叫「施明德」，再后来，在更多的新闻里不停地注意到「动员勘乱时期」、「美丽岛事件」斗大的新闻标题，而后者牵动了「动员勘乱时期」这个大帽子下，长达38年（1949-1987） 铁板一块的戒严令即将松绑。这一幕是解严的前奏曲，对有些人而言，戒严是一场黑色的梦，掉入了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对三、四、五年级的戒严世代而言，戒严则是白色的梦，你可以自由地活著，但不能自由地思想著。
一群集体的清新力量
我及很多的我们，在当时还并不理解，当权者在课本里以「祖先」定义了「我是谁」的框架，即使我从未去过河南范阳或任何一个课本里的「故土」。当这些影响台湾存在感的危机接踵发生的时候，在校园里外我已经感觉到社会里有一种水已近沸点，但锅盖尚未掀开的气氛，特别是《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总是气势庞然地刊出企划型的编辑内容，新的文化人物、艺术文章，报导文学类型的开启、还有艰涩的文化批评，我感觉有一群集体的清新力量正在跟「框架」走不一样的方向，读到了朱铭、洪通、陈达、阮义忠，李昂……我认识了云门舞集林怀民。
1983年，云门10岁，正在阳明山读新闻系大三的我，已经是云门的追星族，在台北市青年公园里看过《小鼓手》、《廖添丁》，在报纸上看到这位在美新处演讲，带回西方当代最新的艺术实验以及现代舞的照片及解说，看不懂，但没关系，它们还在实验，还在模模糊糊地长大，跟我（们）一样。
《白蛇传》看得懂，白蛇、青蛇、法海、许仙，林怀民把他们拉到了现代，扭动的身躯传递了强烈的浪漫、叛逆、恐惧与对立，不是戏曲，但音乐（作曲赖德和）里都是传统的声响，那些声响吓人，好像在说话，那些耸肩缩腹的奇特身体，让他们从戏本里走了出来，跟我们平起平坐。最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文化系统，但性格上已脱离原来的框架。
而1983年我看到的《薪传》呢？它天生就在说著「风雨生信心」的老掉牙故事，通俗到太容易懂了，它在嘉义首演前一天，我们这一「国」就在国际的外交游戏里出局了，举国飘摇，国家信心被打趴，赶上成为集体情绪的一个出口，成为一张描绘这块蕃薯地的新履历，在当时的台湾文化界自然成为论述与评论的焦点。
我的第一次《薪传》经验是在台北的中华体育馆（1988年拆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上万人一起看现代舞，带著新闻里的传说印象，还没开演我的心就怦怦跳著，从开幕的点香祭拜，微光里的点点香火，舞者褪去彩色的服装，便蒙太奇地走入百年前的海上冒险之旅，时而划天而过的叫声，撕心裂肺的呐喊，齐心一致的呼嘿，伴随著朱宗庆打击乐团一阵阵令人揪心的鼓声，穿风越浪，让观众跟巨大白布下翻飞落下的生命，一起握紧了拳头，每每当鼓声安静下来时，观众也宛如竭力后而必须在座椅上深深松口气。印象深刻的是在〈节庆〉一折欢庆的红色彩带舞结束后，看到舞台落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长幅，全场观众宛如一起跑完马拉松一般欢声雷动。
老实说，这个到幕尾还有国旗歌助涨情绪的《薪传》版本，当时我不甚满意，但一直说不出来是什么理由，让我在积累一个晚上的满眶泪水，鼓红双掌喜迎节庆之后，忽然有被拉回到现实的违和感跑了出来。有趣的是，后来重修的版本这一段就再也没出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