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玲说，她很早以前就从朋友那儿收到一本年谱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且所谓年谱，乃父系传统，包含家国大事，偏偏周慧玲留心的，是此份年谱中，一位终生未婚的娘娘（江浙地区方言中对姑姑的称呼），她说：「关于这位娘娘，记录中只提及短短一句话，我所有确切知道的事情，也仅他们家族中，有两位娘娘一辈子未婚住在一起。」
家国记忆被年谱记录，女性的私密回忆，如今是否有机会借由创作重现呢？
说到这儿，周慧玲又坦白说这个戏的创作，与什么女性主义的实践，实在没什么关联。
有一对能听方言的耳朵
「创作过程，我不曾真的思考过女性主义，事实上，我看国外许多创作也是如此，写的时候通常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而行。倒是，我也不反对其他人怎么看、怎么评。如我前面说的，我在编导的过程都是回到人的本身、尽可能不套用任何理论进去，不过，任何人对这个作品的评价，我也都会觉得很有意思。毕竟，我对人的好奇不会只发生在舞台上，也当然包括观众。大家怎么看待此事？找出了什么盲点？倾听这些对我来说也很好玩。」
另一个好玩，是周慧玲编剧过程中，通常对于演员的想像也非常明确。创作之初，她一般会与演员有初步的意愿确认，接著在撰写过程中，像是能真的听到该演员念出那句对白一样，把句子逐一写出。
虽说如此，在初稿完成、与大伙儿相约第一次读剧的时刻，众人还是吃尽苦头——全是因为方言的缘故。
「我本来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想说就好好用华语写作就好。可是，这个年谱本来就是两个上海的女子过来台湾的故事，我愈写愈不对啊，最后才试著用上海方言写作。」
周慧玲在2018年的《简吉奏鸣曲——零落成泥香如故》，也因主角是日治时期的台湾农民，顺应角色逻辑，初次尝试用闽南语创作。方言写作于她而言，不会只是灵机一动的冒险，通常是她更靠近角色的方式。再加上，她童年的时光，也给予其加乘的信心，她分享：「我父亲在来台湾之前，曾短暂寄居在上海、他姑姑家两年，而后他们辗转来台。我因此从小就会到这姑奶奶家玩，那是一个上海话家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认为自己要写出一个上海话剧本，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决定，苦了自己，同时也是交给演员们的艰巨任务。可是，周慧玲终究能够自信的说——他们没有问题的，这些演员站在一起，在排练场上，即便方言得让他们重新长出另一种舌头似的，然而最终困难的，又或者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通常不在语言之中。
戏剧里，《娘娘狂言》的主角是个老太太，且是从失智的年岁切入。周慧玲说她无意要写实化失智的苦楚，不过也当然知道，即便创作赋予其再多浪漫想像，那过程仍是掺杂著一点伤一点苦，心酸长伴。可是，这大概也是剧场能够更加靠近人情的原因吧？「我们都知道，失智是一个不可逆、无可复返的状态，不过，看著他们排练的过程，经常有流光滑过，特别是角色再想起某些历程以后，眼睛会亮起、如瞬间年轻，虽然在两三分钟以后又归于现状，重回年老。」
她不是要创造奇迹，而仅仅是让在场的人还记得，眼前的人无论看起来如何黯淡，此人都曾经光彩夺目。时间带走了此刻，流动的记忆却值得以不同的形式重现出来。
「我相信，那样的光彩即便只是转瞬即逝，依然能够打动人。」周慧玲说的这句话，仿佛不仅只是描述《娘娘狂言》这个作品，而是在她细细数著自己的创作历程时，也是流光闪烁，无比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