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鍾喬的劇場作品往往具有想像革命的意涵，《范天寒》則是在後革命氛圍，一方面調度差事慣常戲劇元素（歷史事件與人物、反抗意涵、大合唱等），一方面衡量創作者自身、演員群與主事團體、戲劇主題之間距離，進行更向演員開放的排練方法，以含納先於排除的創作意識回應差事及舞台上涉及的這些歷史、這些表演的人，從而再結構。
差事劇團《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
10/19～21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2樓劇場
廿餘年來，無論人們喜不喜歡差事劇團的戲，都很難否認差事於時局變化之中，逐漸建構起以批判性歷史思維、拾取受壓迫民眾史的文學戲劇體裁的戲劇進路，可當團長鍾喬把《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交到光譜迥然不同，與他年紀差了有兩輪的王瑋廉手上，又是怎麼回事？是後繼無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還是善意的圖謀不軌、放下意識形態的開放？反過來說，小了兩輪的導演怎麼接差事的招，絕不只是「做一齣戲」就能說得過去。
舞台上的「一問再問」
正面來說，從鍾喬到王瑋廉的導演身分過渡，就是開啟歷史對話空間的契機。有趣的是，導演似乎也將這樣的過渡，通過反身的意識，釋放到排練的方法及最終匯合的文本與舞台上。就像全劇藉由白色恐怖、八○年代末遠化罷工及現在（當下）的三組時態拆分為三幕劇，主要透過服裝不同，表明不同時代／型態的反抗，抑或叩問反抗；可不同時態的事件時而置入同一幕，以至於我們一下聽到演員化為遠化罷工工人口述歷史，接著又會聽到另一位演員把角色拿掉，自我敘說涉入某個社會抗爭現場的經歷。
就像有個男人穿梭來去，出場就問：「你知道范天寒這個人嗎？我這裡有他的一件衛生衣和一封信，想要轉交給他的家人。」范天寒從頭到尾沒有登場。事實上，亦無其人，他只是在尚不能托出真名的禁忌時代充作鍾喬白色恐怖報導文學的主角代號，但因場上這一問再問，確認了范天寒作為「真實的虛構」，歷史的負片，怔怔對立於熱中「虛構的真實」的國家機器，官方之正史。
另外一個很愛問的，是在場上走來走去一直拍一直拍，持攝影機的記者。她的出場老是讓戲看起來卡卡的，卻是場上的說書人，只不過是用問代替說，用鏡頭代替文字，她不知道要靠多近才看得到事實，唯一確知的是「我只知道我手很痠」。就像不夠老到經歷過白色恐怖的我們，要如何言之鑿鑿地說，我們理解那段歷史呢？也許只能把理解作為閱讀與想像的動詞，在試圖理解與搖動自己的存在（每至一段理解的進程，皆使「我」更對「歷史的我」感到陌生、震撼）之間往返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