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名樺的《十七年蟬》
葉名樺的《十七年蟬》(李欣哲 攝)
特別企畫 Feature 四組關鍵字 探看當代舞蹈╱#自然╱概論

身體為中介 重新認識社會和自然 台灣當代舞蹈中的「自然」

在台灣當代舞蹈創作裡思考「自然」的人多為女性。這並非巧合,在許多文化研究者早就指出「人類中心論」和「父權主義」有著相同的結構邏輯:透過區分自我與她/牠/他/它者,進而合理化入侵、掠奪、占領和剝削的行動,比如我們常用「處女之地」形容未經開發的「野蠻」或是「自然」的空間,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地免費取用甚至占為己有,很明顯地,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對台灣而言,自然也許從來就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同樣神秘、黑暗、未知且飽受侵略。

文字|王昱程、李欣哲、周嘉慧、許斌
第322期 / 2019年10月號

在台灣當代舞蹈創作裡思考「自然」的人多為女性。這並非巧合,在許多文化研究者早就指出「人類中心論」和「父權主義」有著相同的結構邏輯:透過區分自我與她/牠/他/它者,進而合理化入侵、掠奪、占領和剝削的行動,比如我們常用「處女之地」形容未經開發的「野蠻」或是「自然」的空間,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地免費取用甚至占為己有,很明顯地,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對台灣而言,自然也許從來就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同樣神秘、黑暗、未知且飽受侵略。

廿世紀初期起源於西方的現代舞就在回歸「自然」的風潮下誕生,現代舞的奠基者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這一代藝術家嚮往著古希臘,把它當成是人類、自然、神祇和國家之間平衡的理想。然而鄧肯的舞蹈除了回歸自然以外,更著重表達自由而高貴的美國情懷。如果我們從一個老掉牙的角度,看待全球化之下,劇場中的現代舞飄洋過海來到台灣,舞台上的「自然」與神秘而紛雜的亞洲文化相依偎,成為亞洲人共同的品牌符碼。也許如今每當我們提起自然的時候,直覺反應是環保議題,實際上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從自然起始的現代舞也從來無法與政治思考分割,演變到如今的當代舞蹈,環保與政治更是難分難捨,如今在台灣思考自然更是不可能避免地想到社會。

奔向「現代」之際,仍在舞台上渴求「自然」

約莫十年前,台灣仍處於長期的內在分裂,舞台上經常展演著一種自然與社會密不可分的信仰,卻在另一方面向世界宣稱自己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急起直追。在此,請容我用相當簡化的方式描述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論點來詮釋這樣的分裂:現代化的一項最重要的精神,即是將世界隔絕為「自然」與「社會」兩大體系,打個比方,當某一群人把罹患重病視作敗德的徵兆而非細菌或病毒感染所致,那麼這一群人就會被視作「非現代的」,簡而言之,就是野蠻。當現代化來到台灣,我們被迫置於「從野蠻發展到文明」預劃的軌道,它預設了所有文化的歷史都是歐洲歷史敘事的變異,非西方文化被認定會遵循與歐洲所經歷的現代化進程。因此,歷史時間能夠被用來衡量歐洲和其餘社會發展的距離,這不僅僅關於時間次序,更涉及經濟、階級、種族等議題。

如果我們相信能清楚地將自然與社會區隔開來與否,影響著我們成為現代人的資格,偏偏當我們渴望在舞台上展現主體的時候,仍然需要一定程度地抱持那份無法分化的信仰與神秘,由此思索「自然」的概念,並非單純地在科學、環境或是生態方面緣木求魚,透過翻整自我和自然的關係,我們將更全面地體察台灣所面臨的社會結構、後殖民處境、族群與性別,當然也包含環保議題,這些早已織羅成網的千絲萬縷。事情到了廿世紀末有了新的發展,汙染四起,氣候變遷,拉圖批評前述的現代精神已然失效,甚至它原本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說法,因為現代人刻意忽視「細菌或病毒感染致病」需要動員社會的事實,執意相信「自然科學事實能自己說話」。於是他呼籲我們重新認識社會和自然無比緊密的關係,正視居中穿針引線的「中介」(mediation),舞蹈恰巧具備了參與這項工作的基質,也就是身體。

TAI身體劇場《尋,山裡的祖居所》(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以身體為「中介」,與自然物種同理結盟

葉名樺在二○一八年「無時間特區」展覽中再度呈現的舞作《十七年蟬》就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案例,在策展人周伶芝的規劃下,現代文明的時間被攤開的空間取消,回到創作的時空裡,葉名樺再度凝視那個懷孕過程中既熟悉又陌生的身體,同時鑽研那些在黑暗土地深處蟄伏數年的「週期蟬」,兩名舞者沉潛在布幔纏繞的空間中發出生命的震動,不是單向地再現或謳歌,觀眾甚至不容易識別出形體符號,卻能從藝術家身體所湧出的能量裡,感受到她們對週期蟬發出的陣陣同理訊號波。

當藝術家把自身和另一物種視作同樣「活生生」的身體來研究,甚至找來昆蟲學家陳振祥前來觀賞並進行對談。在觀眾的感官經驗被牽引進人蟬關係以後,我們更直接看見以藝術創作之名進行跨物種、時空、文化甚至是專業領域的串連,沒有人單純地將自已區隔在自然或是社會的單一範疇,紛紛居中進行著「中介」的工作。也許對於某部分觀眾而言,渴望與其他物種感同身受有些鄉愿,但再清楚不過的是,在這個嶄新且富有創造性的關係網絡當中,透過思考自然的創作,女人和週期蟬結盟,昆蟲學家、策展人和藝術家甚至是觀眾都有機會成為盟友。

在台灣當代舞蹈創作裡思考「自然」的人多為女性。這並非巧合,在許多文化研究者早就指出「人類中心論」和「父權主義」有著相同的結構邏輯:透過區分自我與她/牠/他/它者,進而合理化入侵、掠奪、占領和剝削的行動,比如我們常用「處女之地」形容未經開發的「野蠻」或是「自然」的空間,因此我們理所當然地免費取用甚至占為己有,很明顯地,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對台灣而言,自然也許從來就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同樣神秘、黑暗、未知且飽受侵略。為抵抗此暴力,我們將關注轉向如今仍然承受著殖民苦難的原住民族,以及他們對自然不存有剝削邏輯的生活模式。

原住民族與自然的境遇,透過踩踏腳步述說

太魯閣族人瓦旦.督喜所組織的TAI身體劇場就是相當精采的例證,在他們的舞作中常見原住民族被迫與大自然同受剝削(甚至直接被當成自然資源)的印記,有的是如今仍持續在流失中的家園土地、古調中裡思念,以及林班歌裡的孤寂。另一方面,瓦旦一面研究整理一面創作發展的「腳譜」,更是訴諸原住民族身體、勞動、文化和自然密不可分的關係。於是我們看到了二○一七年的《尋,山裡的祖居所》,故鄉的山巔如夢境般遙遠,舞者拱背彎腰的身體是深沉而凝重的傷懷,當舞者開始踩踏以後,從腰胯下沉至腳底而後反彈的作用力之間,反覆不斷地重擊地板,彷彿是苦悶過勞的宣洩,也是在回家的路上迷途的沉重躊躇,卻又頑強地抵抗著暴力。

二○一九年的《赤土》更是直接衝著環保議題而來,把隨著船堅炮利和汙染進口的末世論,用原住民的風格說一遍,看上去是無比絢爛的霓虹、倒錯誇張的慾望迷離,同樣貪婪淫靡卻悲苦得離奇,苦的是在末日來臨以前,台灣的原住民族仍舊被剝奪一嚐現代化果實的機會,儘管那是如此不值得被渴望。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斷裂,與現代化訴求的自然與社會隔絕高度相關,讓原住民社會和自然重新結盟顯得至關重要,然而除此之外,TAI身體劇場編排身體的節奏邏輯,總能允許甚至誘發個別舞者飽含歧意的個人詮釋,使得不同部落甚至不同族裔的離散文化,能夠一同紮實地踩踏,將原住民族從文化的本真性解放出來以後,還能持續地透過舞蹈串連彼此。

TAI身體劇場《尋,山裡的祖居所》(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舞蹈,一條抵抗暴力的路徑

除了前述的案例,如今台灣當代舞壇還有成立十年來持續面對環境議題的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在二○一八年受邀參與花蓮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的藍色國土檢測計畫的部分航段,進而發表的舞作《NARCOSIS》的InTW舞影工作室;以及在二○一六年到瑞士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駐村的蘇文琪所發展的,科學與生命相互關照的「彩虹三部曲」系列作品。當自然議題隨著人類自私行為的惡果浮上檯面,我們需要警覺到,無論從地域、種族、階級或性別,任何人所面臨的自然,包含氣候變遷和汙染問題都存在差異。當自然與社會隔絕的現代精神從西方世界開始失效,當我們重新正視自身文化中自然與社會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台灣的我們有機會反思自身在現代化軌道上競逐的意義。而舞蹈原初就是自然與社會緊密相連的創造,當我們在身體上進行各種跨越、串連和結盟,不僅是新的舞蹈語彙的創造,更是一條抵抗暴力的路徑,誠實回歸自身文化土壤的處境。

蘇文琪「彩虹三部曲」系列之一《全然的愛與真實》。(許斌 攝)
蘇文琪「彩虹三部曲」系列之一《全然的愛與真實》。(許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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