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又塞車了。一路堵到皇冠藝文中心，又一次約會遲到。皇冠的門内是一個對比的世界：沁涼的畫廊、敞亮的舞蹈練習室。台北人寸步難行，幾乎快遺忘了還有這樣一個角落，忘了舞蹈原是一種快樂的本能，呈現人際的抽象而密合的關聯。
上次走訪平珩談舞，她説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舞蹈家，只是自幼所受的教育都在壓抑這種衝動。她又説到八〇年後台灣舞壇的多元和活躍，來自國外的藝術指導們爲台灣注入新的舞蹈技巧與不同的美學觀念；八五年以後，本土的編舞家們開始定期地發表作品：包括了陶馥蘭，蕭靜文，彭錦耀，羅曼菲……有純舞蹈，有融合了政治意識與社會關懷，有舞蹈劇場的形式，面貌多樣。
二樓舞蹈練習室旁的小會議室内，我到時平珩和羅曼菲已聊了一會兒。我們啜飲著珍珠奶茶，中南部20元的東西在台北要50元。在這樣擁擠而昂貴的空間中，是什麼力量支持她們繼續走在這條投資報酬率永遠不能平衡的路上呢？
（她們的話，像是舞起蓋希文《波吉與貝絲》中的〈夏日時光〉……）
羅曼菲（以下簡稱「羅」）：現在小型演出（没有燈光設備的基本演出）比五年前少了很多。最近只聽説崔蓉蓉有一場演出。
平珩（以下簡稱「平」）：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在舞蹈創作方面的確做得少了。現在的環境比以前好，但相對地對所謂「專業」的要求就更高，年輕人不願在較差的條件下創作。其實，場地的表演空間可以加以改變而產生新的可能性，不應該自限。我覺得年輕人太缺乏好奇心了；應該主動地尋找成長的方向，上課的小劇場也可以用來作小型的發表，由秒而分地累積成長，有了成熟的理念，當人力、資金、機會、場地齊備時才可能做大型的演出。表演者和團體都可以更積極。我們這一代因爲對人的肯定比對環境的肯定更大，所以還拚命熱情地做。
羅：就算是藝術學院的學生，有時雖有較好的環境，他們仍没有作品出現。現在的價值觀改變了很多。我在國外學舞，一畢業就只想趕快回來跳舞，覺得在自己的文化裡努力才有意義。當然，那時候的社會也没給年輕人那麼多的文化壓力。
平：這是一個物化的世界。創作本身就存在不穩定的性質。以前我們並不把穩定的工作看得那麼重要，但現在的學生剛畢業就急於賺錢，所以大大地減低了其他的彈性與可能。這一兩年，大環境變得太快了。
羅：我現在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來和觀衆溝通。我覺得當我想誠懇地拿出一些新的東西時，不知道觀衆在那裏，距離好遠。藝術變成了消費行爲，觀衆最想知道的只是還有什麼「新鮮」的。《薪傳》在十幾年前公演時，舞者與社會間的互動性很强，可以感受到觀衆的需求和情緒上的支持。但現在這種聲音很微弱，很少人在關心。
平：這種情形在台北比較明顯，中南部就還好。基本上，台灣的觀衆都蠻溫暖的，對舞者多有正面的肯定。越是這種表演機會與空間不足的時候，藝術工作者越是該放下身段盡力去做，多做才能看得更淸楚。
羅：現代舞本來就是小衆，但也不該小到目前這樣。以前在表演之後，媒體至少有反應。媒體是表演者和觀衆間唯一的橋，現在表演藝術缺少足夠的版面報導，舞者會覺得没有人在乎他們。尤其是年輕的舞者，更需要人肯定。
平：所謂的「大衆」，不應該只局限於背後有商業取向的流行音樂，應該還要再有一些不同的東西。台北仍有一羣有興趣的人在努力著。現在的情況是本土的做得不夠，外來的越來越多，大家搞不淸楚，而實際上大家都要負責任──包括經紀公司、觀衆和媒體。
羅：我覺得台北欣賞表演藝術的觀衆是寃大頭。經紀公司已變成商人，没有文化包袱，便宜就好，以金錢爲導向，結果使國内觀衆無法看到更多的舞蹈風貌，無法看到匹娜．鲍許（Pina Bausch）這樣的大師的演出。其實培植國内舞蹈團體並不是劇院的責任，但劇院也在做。我期待國家劇院能更獨立，做好内部規劃，每年以請十個團的錢請一個特別好的國外團體，並自製大型演出。
平：當請來的團體較少時，工作量自然會減少，品質也比較容易精緻；比如可以讓一個製作演很多場。只要能和港、日的國際藝術節連線就可以了。
羅：還有，評議委員不能老是挨打，只能接招，應該要主動規劃。
平：目前的評議制度其實相當不理想，只有點的鼓勵，而未顧及全面。基本上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能定期評鑑經費補助的成績，有系列地規劃該年度的節目内容，官員就不會再左右爲難了。
羅：我希望下一代能更好。做文化要有責任感與認同感，不是搞房地產──投資環境不好就走了。也不是搽粉──可以卸妝。現在的有錢人變成世界公民，不在乎了。
平：人們可以不關心舞蹈，也可以不關心交通、環保……。我覺得很消極。我只想把我要做的事做到最好，也只能如此了。
（深湛湛的藍調塗滿了台北灰濛濛的天空。一曲舞罷，你還要換首什麼樣的樂章，繼續迴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