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吶喊》曾經於一九八九年巡迴歐洲各地演出,受到廣泛的矚目,並被允爲具亞洲傳統表演美學的現代民衆戲劇。今年的演出,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別於當年的風格。
《亞洲的吶喊》
11月12日 19:00 台北新公園
11月19日 19:00 嘉義新港奉天宮
今年八月間,在亞洲熱帶地區風格獨具的雨季降臨之際,馬尼拉近郊的聖.巴雷斯San Bales聚集了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南韓、日本、泰國、香港、菲律賓、澳洲、台灣等十個地區的演員,爲一齣稱作《亞洲的吶喊》Cry of Asia的戲碼,展開長達五週之久的排演。從十月五日起,這齣戲開始巡迴東京、泰國、香韓、香港等地,並將於十一月十二日與十九日兩天,分別在台北與新港兩地演出。
《亞洲的吶喊》曾經於一九八九年巡迴歐洲各地演出,受到廣泛的矚目,並被允爲具亞洲傳統表演美學的現代民衆戲劇。然而,今年的演出,卻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別於當年的風格。
亞洲的傳統、亞洲的今天
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之間,相隔雖僅僅六年之久,亞洲社會卻在國際政、經環境的急速遷動下,面臨劇烈的轉變,恰恰也就由於客觀世界的瞬息萬變,負責推動此一跨亞洲民衆劇場表演活動的「亞洲民衆文化協會」Asian Councial For People's Culture,非但重新組合了全然有別於上一回的演出者,同時也在劇目本身做了徹底的改造。
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亞洲社會的文化反思行動,集中於如何去總結冷戰年代的經濟、政治、文化面向的支配事實。從結構性的觀照出發,亞洲人民大體都處於如何去思索西方第一世界政經強勢支配開發中或未開發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議題上。
從而,該年巡迴歐陸的《亞洲的吶喊》一劇,主要還是在探索亞洲傳統文化力量的根源道路。劇中表現流傳於南亞的一則神話,主要是以一個古老的部落作爲亞洲的象徵,來表達亞洲國家的共同命運。故事內容大致是在敍述一個部落中的住民如何在祭司的蠱弄下,讓外來厲魅進駐到部落的生活核心,導致孕婦流產、牛羊死亡、戰士流離失所……。
在此,魔魅成爲西方強勢政經力量的化身,在買辦文化的引介之下,穿透著亞洲弱勢政、經社會的核心。
一九九五年,亞洲社會在全球性資本流動的重組過程中,形成一個具體的經濟圈。在政經結構的範疇底下,文化性的支配與反支配行動,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過去,根源於西方第一世界的宰制力量,正逐漸移轉到亞洲社會的內部。就是在這樣的現實境遇裡,今年巡迴亞洲的《亞洲的吶喊》一劇,以截然有別於一九八九年的形態,呈現在演出的內涵中。
「亞洲街」與「賣夢的人」
這一回的演出,以一條象徵著亞洲社會的街道:「亞洲街」做爲主題,深刻發掘「後冷戰年代」亞洲社會的種種面貌。
從主體結構上來看,發生於第一次演出時的部落場景已然轉換爲更具現代特質的亞洲街。而在第一次演出時,象徵著外來支配勢力的厲魅,已悄悄地轉化爲一個象徵意涵濃厚的角色:賣夢的人。即便這個極具爭議性的角色,在劇中也被具體化爲生意人。
這個賣夢的角色,可能便是一九八九年《亞洲的吶喊》演出中的部落子民,現在由於他接受了發展之夢的衝擊,正急於將自認爲是美夢的種種轉賣給處於貧困現境底下的人們。重點在於:這項夢的交易中,並不儘然都如賣夢者所想的是樁美夢;對於買夢的一方而言,很多時候,其實是一樁噩夢。因爲,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未嚐到發展苦果的社會中人,無法去充份想像的。
以亞洲街爲核心的《亞洲的吶喊》一劇,從而在嶄新的政、經議題底下,具體而微地陸續推展開來。這齣戲主要可區分爲:失落、探索、認同三大部分。
戲一開場,導演等在觀衆席中,和觀衆展開一場對話。藉此讓觀衆能適當地介入演出的情境中,爾後,亞洲街的場景呈現在舞台上,由澳洲女演員扮演的原住民角色從一場儀式性的葬禮中走向舞台;台灣女演員所扮演的記者前去採訪她。「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到哪裡去?」記者問。原住民不發一語地吟唱起歌謠……。
來自菲律賓的本土民謠歌手在街角賣唱,與逃家的日本女舞者不期而遇,發生一段邂逅。再來則是孟加拉的外勞與南韓本地勞工的衝突與相交……最終,在賣夢的生意人出現之際,達成衝突、危機問題並呈的面向。
凸顯「文化認同」問題
從「失落」到「探索」是一段戲劇性的道途。每位來自各國的演員,以接近自己國家在亞洲經濟流動中的社經位置呈現出角色的特質,而後在亞洲街交錯組構成具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議題。在「探索」的這場戲中,主要透過勞工與工業化、新民主與軍事化、本土權益與文化認同等三項主題,將亞洲在後冷戰年代的資本流動中的現狀,具象化地搬上舞台的表演情境。
失落、探索、認同形成《亞洲的吶喊》一劇的三部曲。在「認同」的這個部分,以一場儀式性的航行,將亞洲街的各色人等渡向黎明的彼岸,傳統表演的特質成爲非僅是表現美學的藝術性而已,並將文化認同的深刻意涵給提昇出來。
在這項跨文化交流的劇場活動中,亞洲各國民衆劇場People's Theatre的演員,在菲律賓的聖.巴雷斯城裡展開排練活動。負責此項演出的「亞洲民衆文化協會」A.C.P.C創始人Al Santos,同時也是本劇的導演,以他長達二十年在民衆劇場的草根經驗,帶領語言、文化、認知截然有別的各國表演者,共聚一堂,以工作坊的互動方式展開排練工作。
「從八九年的《亞洲的吶喊》到這回的演出,我都強調以工作坊的訓練方式,讓背景差異的文化進行交流。」Al Santos說:「其目的便是在展開民衆文化的草根運動。」
在Al Santos,或廣泛的民衆戲劇工作者的想法中,文化本身具備運動的性質。透過參與者的互動過程,融合文化的差異,並尋找矛盾的衝突點。「如果,不以草根的工作坊方式互動的話,類似的跨國性劇場將失落其根源性意涵」Al Santos說,「劇場並不僅僅是爲了提供觀衆賞心悅目的表演罷了!」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亞洲的吶喊》甚至刻意離棄了寫作完整的劇本,而以初具雛型的劇本綱要爲藍圖,讓全部的演員成爲角色的創造者。「很多時候,導演也只不過是一個擅長於整合各別想法與動作的輔導者或訓練師而已!」Al進一步說。
要旣有「草根」,又有「藝術」
《亞洲的吶喊》稱得上是集合亞洲民衆劇場精華的一齣代表作品,其意涵非止於呈現表演中的亞洲劇場美學。更重要的在於:反思「跨文化交流」的繁複與多層互動。
而在San Barles長達一個半月的訓練活動中,如何讓語言、認知隔閡所導致的文化差異在衝突的過程中達成共識,旣觀照到劇場的藝術水準,且讓集體創作的文化動力呈現出來,似乎成爲評估此一演出時不可或缺的重要質素。
文字|鍾喬 劇場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