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評論者自居獨大的位置，他的主觀性即超過了相對客觀的溝通基礎，而去曲解他人的作品；而同樣的是，當一個作者自居高於他要敍述的對象，他也就會遺忘了對象存在的具體情境，於是「過度呈現」遂無法避免，他會自居於上帝的位置，根據自己的秘思邏輯而編排想當然的「事實」，這已非「另一種詮釋」，而是「角色性格暗殺」。
文學藝術和現實歷史之間總是處於永遠的緊張狀態中。在古代的詩歌、戲劇、舞樂，甚至繪畫裡，我們可以找到其他著述經常忽略的歷史、社會生活與價値內容；但文化藝術創作者卻老是對現實及歷史難安緘默，喜歡在敍述中改變過去，從而希望連現在也一併改變。
因此，有筆若刀，這乃是文化知識份子的權力來源。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何等胸襟氣魄，但因得罪了文人官僚的守舊勢力，從宋元話本小說到明淸的說部和筆記，都將他說成「拗相公」，許多故事甚至還說他轉胎爲豬，因而常發現皮上有「拗相公」胎記的豬仔。王安石不洗澡，髒臭無比，鬚上生虱，對兒媳婦性騷擾等情節也常在小說裡出現。
創作者有無權力篡改過去？
創作者有沒有權力篡改過去？美國電影導演奧立佛．史東所拍攝的《尼克森傳》，所引發的爭論倒是値得注意的好題目。《尼克森傳》由包括史東在內的三名編劇所撰寫，儘管編導者宣稱：「我們沒有邪惡的企圖，只是在對尼克森的生活及經歷嘗試作出整體的瞭解，無論好或壞，無論陰謀或悲劇，他對國家及世界都是一則傳奇。」「尼克森乃是古典傳統的巨人角色。他出身寒微，而後攀上權力的頂峰，並在腐化中毀滅，這是個偉大的戲劇角色。……他曾長期受折磨，有很強的孤獨感。他讓我們感到同情、崇拜、挫折，但又鄙視。」然而，《尼克森傳》所涉及的並非只是詮釋現實的不同而已，它被爭論的原因乃是「事實」的部分：
例如，它將尼克森夫婦間的關係描述得相當緊張並惡化，對尼克森多貶抑。例如它酗酒、暴躁，而他的妻子派崔西亞則忍讓嫻慧。問題在於，支持尼克森酗酒的証據並不太多。他的一名多年助理說只看過尼克森飮酒過量一次而已。
又例如：《尼克森傳》認爲他在擔任副總統時即介入中央情報局企圖暗殺卡斯楚的陰謀，這支暗殺隊後來失控，成爲刺殺甘迺迪總統的集體凶手。這並非「事實」，而是「揣測」，但硏究中央情報局的專家湯瑪士（Evan Thomas）則認爲沒有証據顯示尼克森在副總統任內曾介入過暗殺卡斯楚的活動。
於是，包括尼克森家族及某些舊部屬，遂認爲《尼克森傳》是「藉著誹謗以貶低總統及夫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記憶」；而史東等人的辯護之辭則有「它是尼克森的一面，但並非尼克森」（It is a Nixon, It is not the Nixon），「我們認爲歷史必須改寫，因爲它與一些事實不符」等。由這樣的辯辭，顯示出史東的確是在嘗試改寫歷史。他改寫尼克森與九一年的《暗殺甘迺迪》相同，都是對六〇年代所作的翻案，在《暗殺甘迺迪》裡，他認爲甘迺迪總統的被刺與詹森和中情局的邪惡勢力有關，到了《尼克森傳》，則又和尼克森牽上了線。早年保守的史東後來改趨激進，拍攝了許多反越戰及反體制的影片。他和另一豪門出身的作家和編劇家惟達爾（Gore Vidal）已成了美國文化藝術界的主要異端。惟達爾的祖父曾任聯邦參議員，由於出身政治世家和對上層權力有淸楚的理解，他的作品總是以白宮爲課題，但他對林肯、海斯等總統的敍述與主流相差太遠，因而長期以來遂備受非議。
藝術的假，比不藝術的假更嚴重
儘管惟達爾曾被雷根評爲「他寫的白宮都不對」，主流評論界也認爲「藝術的假，比不藝術的假更嚴重」，但他的作品與虛構事實並無關聯，純粹是針對舊事實和舊文件重新說出詮釋並不相同的故事，將被聖人化的人物撕去面具。而奧立佛．史東則顯然比惟達爾嚴重多了，他藉著虛構、推理、刪減、選擇，而對歷史作著另一種型態的拼貼，因而也就動輒引發爭論。評論家卻斯特頓（G.K. Chesterton）曾說過：「文藝評論只有兩種，要嗎就中庸而乏善可陳，要嗎就會讓被評論者剌激的跳起來。」在這個大衆媒體的時代，「語不驚人死不休」不但成了評論者的眞理，同樣也被創作者仿效。評論者在評論中說出原作裡根本扯不上的題目，這叫做「過度解釋」（Over interpretation）；而創作者創造出並不被歷史事實所支持的情節，則叫做「過度呈現」（Over representation）。奧立佛．史東的《尼克森傳》是否涉及「過度呈現」，這或許仍有待討論，不過，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這個媒體時代，由於中庸切事的評論與創作缺乏了驚嚇的話題價値而難討好，於是「過度解釋」與「過度呈現」也就日趨增多。「過度解釋」是評論者和作者關係的顚倒，評論者自居於作者之上的位置，於是遂視作者的「文本」爲一種獨立自主並可任意揉揑的實體。當這樣的知識論出現，語言文字的溝通前提也就逐漸蕩然無存，評論自然而然的成爲一種語言遊戲。
對此，義大利符號語意學家兼作家艾柯倒是作過詳細的討論。他指出有許多人硏究但丁的《神曲》，就硬是在字裡行間硬套，前拉斐爾畫派畫家加佩蘭（Dante Gabriel）的父親羅塞蒂（Gabriele Rossetti），爲了要証明但丁是「共濟會」、「薔薇十字團」、「聖殿武士團」的成員，就根據這些團體的符號傳奇，硬到《神曲》裡找印證，牽強的可怕；再例如，美國評論家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講華滋華斯的詩，硬是將「樹」（Trees）解成「淚」（Tears）、將「日程」（Course）解成「屍體」（Corpse）、將「每天的」（Diurnal）拆成「死」（Die）和「墳墓」（Urn）。艾柯自己還說，他的小說《傅柯擺》，有人望字生義，硬是將法國哲學家傅柯往裡套，其實他的小說所要說的即是這種「亂套」的悲劇！
跨越安全藝術邊境的反宣傳
因此，「過度解釋」的文字遊戲和湊合式的望文生義，仍是値得注意和反省的現象。當評論者自居獨大的位置，他的主觀性即超過了相對客觀的溝通基礎，而去曲解他人的作品；而同樣的是，當一個作者自居高於他要敍述的對象，他也就會遺忘了對象存在的具體情境，於是「過度呈現」遂無法避免，他會自居於上帝的位置，根據自己的秘思邏輯而編排想當然的「事實」，這已非「另一種詮釋」，而是「角色性格暗殺」（Character Assassinating）。
因此，當布萊希特重排希臘悲劇《安泰恭》，穿上納粹衣服，用以諷刺納粹黨徒，這是重新詮釋；當惟達爾重寫《林肯傳》，將林肯在南北戰爭時的躑躅猶豫以及對黑奴問題的投機主義表現了出來，這雖與正統的說法不合，但林肯乃是被神化了的人物，惟達爾所寫的《林肯傳》有足夠的原始文件作爲支撑，因而它並非另一種詮釋，而是眞象的還原。但奧立佛．史東的《尼克森傳》則多多少少已跨過了安全的藝術邊境，變成了一種「反宣傳」。他和賈利格南（Gory Grant）以前扮演的百老匯作曲家柯爾波特（Cole Porter），將波特變成同性戀一樣，創作者都篡改了歷史或歷史的一部分。
「過度解釋」和「過度呈現」，乃是「後現代」的文化現象之一。不單西方，它也同樣在台灣出現。「藝術的假，比不藝術的假更嚴重。」但願我們常記住這句很有意思的話！
文字｜南方朔 文化評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