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金錢之外，政治威權的擴延，國家也幾乎壟斷了藝術評論、藝術鑑賞等各個領域。它是一組「文化霸權」，國家統合了贊助的分配工作，在分配中進行籠絡與收編，當然也就有了懷疑與歧視，這也是台灣文化藝術的領域裡，充滿了悲憤與不滿的關鍵。
文化藝術的本質是自由，政治的本質則是權力。進入近代之後，由於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出現並延續的贊助制度逐漸瓦解，而相對的則是「國家」的文化藝術功能漸次增加，於是，文化藝術與政治權力的摩擦碰撞也就開始增多。而無論那一種政治制度，文化藝術與政治總是形同怨耦，恒久處於緊張的糾纏中。
專制極權國家，政府獨力總攬一切文化藝術活動，文化藝術人有了生活的安定，但卻失去了全部的文化藝術自由。專制極權的體制下，儘管仍然會出現卓越的文學、音樂、舞蹈等，但總體文化藝術的內在動力卻日益蛀壞。蘇聯、納粹德國都是例証。
國家的贊助對文化藝術創造力的束縛
比專制低了半階，政治雖然自由、國家仍扮演文化藝術最大贊助角色的國家，以法國爲典型。政府花大量預算用於文化藝術，例如，從一九八三年迄今，作品被公款典藏的即達四四〇人，法國每一組電影工作者，每年大約也可分到一兩百萬美元的拍攝補助。然而，「法蘭西學術院」的富瑪若理（Marc Fumaroli）早已指出，這種政府以「文化大國」自期的大撒銀子，反而是文化藝術的失去了創新的能力。藝評家凱薩琳．諾爾（Katherine Knorr）則說：「法國模式已出現嚴重缺憾，它的文化機構和街頭派對愈來愈多，而偉大的藝術卻愈來愈少。」這種情況，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的小羅斯福總統也曾推行過。大量的文學家、戲劇與音樂家、畫家與雕塑家都被國家資助，以度過大蕭條的難關。但近代各類藝術史學者硏究，卻普遍認爲那個時代的藝術創造相當貧乏，而且表現的題材亦存在著相當的限制。贊助者都會將其意志加諸創作者身上，古典的王公貴族贊助音樂繪畫，制約了作曲者高度重覆的巴洛克風格，以及畫家喜歡用金用紫的羅可可風格。現代的國家贊助，國家意志則要求創作者的作品符合主流價値。
因此，國家贊助的角色漸增，對文化藝術的創造力都難免是一種束縛。近十餘年來，在美國出現的「文化戰爭」即是最明顯的例證。
相對於所有其他國家，美國的國家贊助比重最低，「國家藝術基金會」與「國家人文基金會」兩者相加，年預算亦只不過四億美元左右，抵不上一個大型交響樂團一年的門票收入。由於絕大多數的文化藝術贊助都由民間提供，國家的角色也就集中在新風格的鼓勵與實驗創發上。但因美國是個意識型態對立嚴重的國家，儘管國家贊助只有盞盞之數，但仍難免「文化藝術國家化」之後，淪爲政策角力的重心：國家應當贊助具有哪些價値的文化藝術？國家是否不應當贊助具有哪些價値的文化藝術？
「贊助」背後的意識型態問題
美國的「文化戰爭」起源於一九八一年。代表了新右派的「傳統基金會」發表政策意見書《政府領導功能的權限》Mandate for Leadership，其中的文化藝術部分，即嚴格要求減少國家的角色。八二年，代表了新右派文化藝術觀點的《新批評雜誌》The New Criterion創刊，由鋼琴家兼樂評人李普曼（Samuel Lipman）担任發行人。此後，即開始了文化藝術的長期戰爭。九一年更挑明指出：「國家藝術基金會已成爲攻擊宗敎、傳統藝術形式、傳統家庭制度及價値的論壇。它以容忍爲名，對傳統文化藝術愈來愈不容忍。」因而撤廢「國家藝術基金會」的聲浪日增，儘管撤廢之議並未果行，但卻決定了繼續觀察三年。由於「國家藝術基金會」飽受抨擊，整體的美國文化藝術氣氛遂日趨嚴峻。美國的「文化戰爭」顯示出，一旦國家介入了文化藝術事務，現實政治的轇轕即難免產生。爲甚麼贊助這個而不贊助那個？這並不只是公平與否的問題，更是意識型態的問題。
硏究文化藝術與政治互動的美國學者杜賓（Steven C. Dubin）在《繆司的官僚化》與《醒目的影像─笨拙的藝術及不文明的行動》兩本著作中指出，當政府以公共財政選擇性的贊助文化藝術，藝術工作者遂勢所難免的將被捲入民意政策中而失去其自主性與藝術尊嚴。政客與公民將會對藝術指指點點或多方設限。「國家藝術基金會」稍早前要求接受贊助者切結不搞猥褻的內容，有些地方則出現藝術工作者被召去議會「說明」的例子。當藝術被如此粗暴的對待，藝術人中的藝術及美學問題即告消失，而只剩下立場原則之爭。而這種情況，隨著藝術正典的遭受批判，藝術「去專業化」（Deprofes-sionalization）增加，「另類美學」日益興起，文化藝術與政治的轇轕也就更大更嚴重。這時候，文化藝術已不再是文化藝術，文化藝術已變成了政治！
政治新貴支配文化的權力慾望
文化藝術與政治的轇轕，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面貌，在台灣，這種轇轕則以另一種型態正在表現著。以往的台灣，政治威權、經濟落後、國家贊助乃是文化藝術活動的最大且幾乎是唯一的支撑力量。除了金錢之外，政治威權的擴延，國家也幾乎壟斷了藝術評論、藝術鑑賞等各個領域。它是一組「文化霸權」，國家統合了贊助的分配工作，在分配中進行籠絡與收編，當然也就有了懷疑與歧視，這也是台灣文化藝術的領域裡，充滿了悲憤與不滿的關鍵。
然而，隨著政治情勢的改變，另外的政治新貴登場。他們從未仔細思考台灣文化藝術的結構與走向。以往台灣文化藝術充滿了「不文明的行動」及傷害，這種敎訓理應讓我們更加尊重文化藝術的自主性，讓藝術的情況回歸藝術，讓文化藝術的守門人讓位給評論家、鑑賞家與蒐藏家；國家則除了在「超市場機制」的文化藝術事務上應扮演角色外，更應將重點放在透過行政立法，鼓勵民間參與文化藝術的贊助上。但當今的政治新貴卻不此之圖，他們仍基於權力慾望，全盤接收舊的文化藝術支配結構，自己開始扮演起他們曾反對過的角色。他們希望成立包山包海的文化部，企圖再一次總攬文化藝術的支配性角色；他們成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除了國家財政支援外，還企圖收納民間資金。以往那種模糊的支配架構被更加的體制化，台灣文化藝術的政策走向只有壟斷性，卻無進步性。除了在結構上無法揚棄舊的威權陰影外，在作風上亦然。台北市美術館事件，以及文建會主委鄭淑敏的作風，都顯示出了問題的癥結：
「北美館事件」顯示的是，當舊的文化霸權瓦解後，政治新貴並無意於去改變霸權產生的結構，反而以更粗暴的態度接收一切。他們權力張狂，意圖以政治權力呑併藝術的自主性。台北市副市長奇怪的發言即是代表。北美館的典藏作業完全的專擅拔扈，這和舊的統治者有何差異？東方政治的特性之一，乃是在有了政治權力之後，即認爲對文化藝術工作者可以呼之即來，招之即去。我們反對舊的霸權，不是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去改革它，使新的結構與風格得以出現。我們的政治新貴們對改革並無興趣，他們只關心權力。
而就職已一年半的文建會主委鄭淑敏，表面看似乎文化藝術活動頗多，但若細心査究，其與「北美館事件」其實也只不過是十步百步之差而已。文建會在此期間，主委一人即成爲國家最大的文化藝術贊助人，文建會揣摩上意，不經任何評價程序，即拚命的撒錢，許多又都係配合著選舉的造勢。有權即有錢，有錢即用來廣結善緣，可惜的是，文化藝術旣非拜拜，也不是冬令救濟。
而這也就是當今台灣文化藝術與政治的轇轕主因，有政治權力的人，都對文化藝術缺乏眞正的理解與未來定位，這是思想的貧困。而思想的貧困，則起源於他們繼承著舊有的價値，總以爲有了權力，即可對文化藝術呼喚與操縱自如。他們不理會文化藝術的自主價値，也不嘗試去鼓勵這種價値。打翻了一群人，在舊的基礎上，換了另外的人，他們的影像完全的一樣！
我們不能期待文化藝術與政治的分開，卻應要求國家在扮演贊助角色時，要將藝術的歸還給藝術，不只公平、專業，還要有美學上的創造與見解。畢竟，權力並不代表一切！
文字｜南方朔 文化評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