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界點劇象錄即將首度進入國家劇院實驗劇物演出《審判》。這是一個思想獨立於以往的臨界點或田啓元的製作，它的創造完全來自於導演、設計師們以及──卡夫卡，「組合如何，表現就是如何，劇場應該不需要以團名爲首的品牌神話吧？」
臨界點劇象錄《審判》
3月8〜14日
台北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關於《審判》的製作
從一九八八年認識田啓元開始，到他一九九六年八月過世的八年間，我們共同「經營」臨界點的方式是：他導演、編劇，我做演員、行政製作；大前題是相互信任並絕對支援。
八年來，臨界點發生的大戲、小戲、好戲、爛戲，近三十部戲，二百場的演出，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有時候是他的一通電話、一封傳眞、一張草稿或一席咖啡談話，戲的構想就已經出現。我總是盡力動用行政資源，促成一個導演的夢想完成。
《審判》也是這樣。
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四年間，他經常往返台北東京看戲，有一回他拿來一張在東京新宿公演的西方人演的《審判》傳單，吿訴我他想動卡夫卡的《審判》。我說好啊！然後等時機，實驗劇場的案子在一九九五年中送出去。當時的企畫書撰寫人及編劇，正是現在的導演鮑代玉。
我總是不預期戲會如何發生，周圍好心的人總是提醒我，萬一其它團員的風格和田啓元的風格差太多，怎麼辦？這不自然嗎？我當然百分之百接受。
《審判》需要的十一個演員及大部分幕後工作人員，全部來自公開甄選，好心人又提醒我，臨界點要變成「製作與經紀公司」嗎？這樣奇怪嗎？如果臨界點有這個能耐，我當然百分之百贊成。
曾經如何並不重要，擁有旣定風格那又怎樣，我不想背著包袱，不想超越這個團體能力範圍不能及的事。
《審判》是一個思想獨立於以往的臨界點或田啓元的製作，它的創造完全來自於導演、設計師們以及──卡夫卡，組合如何，表現就是如何，劇場應該不需要以團名爲首的品牌神話吧？
現在的臨界點要做什麼？
有一棟位在大稻埕的三層樓房，租來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每月補助一半房租。一樓是辦公室、二樓是排練場（十五坪），三樓是宿舍及小型排練場（十坪），沒有專職團員，全是義工、打工或兼職。
團員因各自參與的戲而有不同組合，組合的方式依照每人的能力、意願、需求、時間不同而自己選擇。
排練場使用近乎滿檔，每週一、四、六排《審判》，三、五排《少尉》二、日排《藍飛機》。
一月份「田啓元作品回顧演出1」《一個少尉軍官和他的廿二道金牌》演出結束，每週三、五空出來排練《白水》，並做演員訓練，準備後面的演出。
二月份，上演「田啓元作品回顧2」《藍飛機》，在台灣渥克咖啡劇場。
三月份，《審判》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出現。
四月份「田啓元作品回顧3」計畫是《瑪莉瑪蓮》II版。
五月份「田啓元作品回顧4」擬定是《白水》和《水幽》聯演，先參加台中的東海大學表演藝術月。
七、八月份，「非田啓元作品小集」，由團員創作，在三樓排練場開張，團員自由報名、提計畫，每人呈現二十〜六五分鐘的演出，計畫需於三月底提出，每個創作者有至少三個月的準備時間，需要的行政、硬體、人力資源由團提供。
更遠的未來，臨界點要做什麼？
或者說，更遠的未來，我要做什麼？
做爲一個行政上的獨裁者，失去了一個創作上的獨裁者做爲伙伴之後，即使近幾個月來，排練場從不減少它的人聲鼎沸，孤獨的聲音仍不時響起。誰知道未來會成爲什麼？獨裁的思想對於一個名之爲劇場的團體而言，究竟有多大影響？現在可以挖田啓元留下來的牆角，而這牆角畢竟也不是最牢固，以後呢？
如果一輩子靠《瑪莉瑪蓮》《白水》維生，會是什麼？要計劃整修排練場變成「高級」一點的小劇場，做常態性演出，好嗎？沒有人知道。
我一步步的、一步步嘗試錯誤、失敗或成功。爲了這羣雜遝來去的人影，爲了爭取再有一刻生活在劇場，爲了一點點眞誠活在衆目睽睽下的慾望，好像《審判》的導演鮑代玉說的「…只要執著於生存的絕對意義時，就很難避免陷入卡夫卡式的夢魘中」。
不禁要問，臨界點陷入了嗎？
文字｜詹慧玲 臨界點劇象錄團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