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八六年到現在十一年來，國外的演奏家與演出團體絡繹不絕；留學歐美的音樂學生仍然有增無減地返國，而音樂的就職機會卻越來越少；雖然小型合奏、小型樂團及個人獨奏的音樂會不斷的增加；專業的演奏水準也無可諱言地越來越見提昇。然而，奇怪的卻是參加演奏會的聽衆卻似乎越來越少。
一九八六年，《聯合報》曾經就台北十年後的展望作了一個專題，邀請各種不同領域的學者爲十年後的台北做了一些「預測」。我也被邀忝爲其中的作者之一，寫了一篇標題爲〈成爲愛樂城之前景〉的文章。用「愛樂城」的角度來談十年後的台北，在當時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爲「國家戲劇院及音樂廳」即將在一九八七年開始啓用。而這個訊息，表演藝術界的反應，可說是普遍充滿了興奮與期許。也可以說大多數人在當時都認爲「國家戲劇院及音樂廳」的成立，可以關係到未來台北在國際表演藝術世界中的地位與角色。
「愛樂城」的期待與失望
在〈成爲愛樂城之前景〉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這幾年來，國内因「台北藝術季」、「國際藝術節」以及其他經紀團體引進了許多國際間出色的音樂演奏家在台北演出，雖然使得台北的愛樂者增廣了不少視野，卻也暴露出台北演奏場所的諸種問題。最嚴重的是缺少一座理想的「音樂廳」，以及現有演奏場所中不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即將於明年（1987）落成啓用的「國家戲劇院及音樂廳」，不僅成爲台北愛樂者的希望，也關係著十年後台北在國際音樂世界中的地位與角色。一個音樂水準高超的城市，莫不皆具備高水準的音樂廳。一座音樂廳的好壞，雖然是一個地區能否成爲音樂活動中心的先決條件，但一座音樂廳成功與否的決定因素，卻在於傑出的經營管理。……如果「國家戲劇院及音樂廳」的音響傳聲及營運管理都能傑出的話，那麼十年以後的台北，必能取代香港，成爲國際音樂藝術在東南亞的一大活動中心。……
轉眼之間，十年過去了。「國家戲劇院及音樂廳」果然在衆人的熱烈期盼下，在一九八七年正式成立啓用。而啓用以後，「國家戲劇院及音樂廳」的富麗堂皇也的確吸引了許多國外媒體及表演藝術團體的眼光。然而，十年來卻也風波不斷，爭議及被人垢病最多的，不幸的是「營運管理」。此外，表演藝術界仍然深感表演場所不足，看來在一九九七年的今天，台北要取代香港成爲國際音樂藝術在東南亞的一大活動中心的期許，勢必要再等一些時候了！
在〈成爲愛樂城之前景〉中另一段寫著：
過去十年來，一方面由於經濟上的「奇蹟」，不僅使得台北的音樂活動增加，一般人也因爲國外許多高水準的演奏家及演奏團體的到來，而增廣了見聞，對音樂及音樂演奏家的鑑賞力也因此大幅提昇；另一方面，由於留學歐美的音樂學生回國服務人數增加，而直接影響了國内音樂產業的水準。這一兩年來，台北音樂科系及音樂團體的就業情況雖然已呈現出幾近飽和的現象，但音樂留學生回國的人數仍然有增無減。如果這種情勢不變，十年後，不僅台北愛樂者的質與量都將會有更高一層的提昇；台灣全省各地的一般音樂水準也將呈現出另一番氣象……
看了這一段，心中忍不住地一番振動。不錯，從一九八六年到現在十一年來，國外的演奏家與演出團體絡繹不絕；留學歐美的音樂學生仍然有增無減地返國，而音樂的就職機會卻越來越少；雖然小型合奏、小型樂團及個人獨奏的音樂會不斷的增加；專業的演奏水準也無可諱言地越來越見提昇。然而，奇怪的卻是參加演奏會的聽衆卻似乎越來越少。媒體對音樂「關愛的眼神」也似乎逐漸消逝。我們的社會似乎並沒有善用那些大批自海外學成歸國的專業人材，卻讓他們暴殄天物似地在各個角落「流浪飄泊」。台灣全省各地的一般音樂水準似乎還看不到「提昇」，卻的確呈現出「另一番氣象」。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九日，在「聯合實驗管弦樂團」成立的酒會中，前「法國科技文敎中心」主任戴文治有一篇感人至深的致詞，大意是：「貴國有許多很好的作曲家與音樂作品，但是貴國的樂團與演奏家似乎都忽略了他們。不知道是不願，還是不知道應該演奏自己同胞的作品。我認爲一個屬於國家的樂團，是應該負起演奏與推廣本國作品的責任的。我們法國的樂團都必須演奏現代法國人的作品。」十一年來，戴文治的話仍言猶在耳，我們的樂團與演奏家們依然故我。本國作曲家的作品仍然在演奏會曲目中難得一見。
音樂，只有技術沒有思考？
也是在一九八六年間，任敎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風琴家、音樂學家蔡司博士（Dr. Robert Chase）曾與我談到當時台灣音樂敎育的一般情況。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段話是：「你們的音樂敎育，過份注重演奏技術的培養，卻忽略了學生對音樂整體的認識與瞭解，而幾乎不知『音樂思維』（musical thinking）爲何物。絕大多數的人認爲把紙上的『音符』『再現』成爲聲音，就是『音樂』；殊不知『音符』必須經過『音樂思維』以後的『再現』，才能使那些音符成爲有意義、有生命的『音樂』！……還有，你們對音樂學術性的硏究，也似乎太漠視了些！」
十一年來，由於許多留學生的回國，「音樂思維」已經不再是個陌生的觀念。祗是在音樂敎育中，不可諱言的是「音樂思維」仍然是缺乏的。我們的音樂硏究，近年來雖然確實有所長進，但顯然蔡司博士十一年前對台灣音樂敎育的批評以及對台灣音樂硏究的觀察，仍然可以使我們深思。
十年來，我們的音樂環境、音樂敎育，一般音樂水準到底「長進」了多少？如果眞有所差異，個人十年前的印象，以及兩位外國朋友十年前對台灣音樂界的一些觀察，爲什麼似乎仍然適用於現在？
文字｜張己任 東吳大學音樂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