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媒體文字所言《Tsou．伊底帕斯》的確完成了許多特殊的成就，留下不可磨滅的紀錄。然而，對人與實驗之間關係若不能有更深的反省，那恐怕也就無法成其眞正的意義。
弱勢文化發展的兩難
原住民或者說弱勢文化該如何走下去，始終涉及兩難的抉擇：在此，人類學家總希望他們能堅持自己的特質，因爲只有如此，才能有尊嚴，才能免於被消溶、併呑。但這種看法，卻也常招致「無視原住民也有其追求生活變遷權利」的批評，更極致的，甚且還以爲人類學家總以自己的硏究爲重，卻將原住民視爲實驗室中可被控制核對的動物。而以此相對的，則是走下去，但這一走，往往也即是被併呑不歸路的開始。鼓勵原住民走下去所冒的危險其實與人類學家一樣，一不小心，就會像十六、七世紀的傳敎士用上帝拯救之名來同化土著般，在爲自己凌越弱勢找到一個支撑的理由。
正因爲有這種兩難，在處理原住民或弱勢文化時，我們乃不能不特別小心，而這種小心正緣於一些根柢的謙卑：因人類行爲畢竟有其侷限所生的謙卑、對人無權主宰其他人命運有感而生的謙卑、體會到我們無意中可能傷害到別人所致的謙卑。有了這些謙卑，了解、尊重才成其可能，如此，即使在歷史進程中有些人的確被犧牲了，當事者也比較可以無怨無尤。
站在這樣的角度，對《Tsou．伊底帕斯》有些話、有些想法也就不能不說，因爲只有說了，才更能促使我們時時反省這種兩難，抱持那些謙卑。
不可抹滅的實驗價値
《Tsou．伊底帕斯》在未演前傳媒已有許多描述，這些描述可以說是參與者自己的心聲與主觀意願。在這裡，我們看到以原住民來演希臘悲劇，製作人的確是懷抱著嚴肅的心願與態度來完成的，而參與者，無論是導演、工作人員乃至鄒族演員也多有因這一嶄新生命經驗，而獲得或體驗了一些未曾有過的東西，即此意義來說，《Tsou．伊底帕斯》的存在對某些人的確是未可取代的。
然而，戲畢竟是戲，它要呈現出來，就一定有一些超越工作者的立場必須被顧及，而有時，這部分還更爲重要。
就戲論戲，《Tsou．伊底帕斯》當然不可能是齣好戲，演員的業餘是個原因（短時間內能有此成就，不得不令人對導演、演員佩服，但戲，畢竟是以最後呈現的程度爲準的），場域的轉移又是個原因。而更重要的還在：這故事並非鄒乃至台灣原住民生命概念中所可能發生的事，一個悲劇該有的深刻性旣無由發揮，最終，它也就僅能是個以鄒語念誦的故事而已。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觀衆在這齣戲中自始至終是被忽視了。當然，我們並不能以這種忽視來否定此齣戲的實驗價値，畢竟，實驗藝術的本身即在對欣賞者的慣性加以挑戰，許多一般人看不懂，聽不懂的東西在藝術發展上因此乃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藝術也常因有了它們才有了往後的新局。
《Tsou》建構了什麼文化層面
然而，提到實驗，尤其實驗的對象是人時，那就敏感了，人，正是不可以被控制核對實驗的動物，這是人之所以爲人的一個底限。以觀衆爲實驗當然還犯不到這個底限，因爲只此一遭，但演員就不同了，它到底是在怎樣的情形下來參與，恐怕就牽涉到這根柢的問題。
演員可以是淸淸楚楚的，如此，這種參與就變成是個體或族群的一種自我探尋，而這種探尋如果更有族外觀的加入（如製作人在此扮演的角色），族內、族外兩種觀點合而參之，就可能形成較豐厚的文化議題與態度。這是強弱勢文化接觸的較佳模式，而我們確也在《Tsou．伊底帕斯》的進行中見到了一些這樣的情形。
但更多的時候恐怕不是如此，做爲弱勢，能到大陸，能在國家表演殿堂演出，這些因素對它們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外人也許不得而知，但以表演的生硬、鄒族歌曲與故事內容、場域的隔隔不入，要說大家對這種藝術嘗試、實驗能了然於胸，或至少在文化層面上能得其意義討論，恐怕也難以說服人。
「當事者」的優先原則
於此，我們看到了在論原住民或弱勢文化如何走向未來時必要的一個原點堅持，那就是「當事者」優先的原則。如果《Tsou．伊底帕斯》的當事者不是鄒族人，則爲什麼要用鄒族人來演，身爲藝術工作者的製作人就必須有藝術上足夠的理由，他也許不必背負那麼多原漢之間的文化十字架，但卻必須能直接以藝術來說服人。
而如果當事人是鄒族人，則鄒族人的思考就必須在戲中能被看到，儘管有導演、製作，但這些，都只能是在旁提供一些專業的協助而已，絕不能只以鄒族人爲演員。
誠如媒體文字所言《Tsou．伊底帕斯》的確完成了許多特殊的成就，諸如兩岸合作北京公演、原住民在國家殿堂演希臘悲劇、鄒族音樂出現在舞台劇等等，這劇都將在戲劇發展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紀錄。然而，回到原點，若是就戲論戲，它就應該在戲的演出上能說服人；而如果戲是爲實驗的，則對實驗的本質，如人與實驗之間關係，若不能有更深的反省，那前述不可磨滅的部分恐也就無法成其眞正的意義。畢竟，戲是人演的，人在哪裡，永遠該是戲最終關心的所在。
文字｜林谷芳 文化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