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劇評」現象其實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議題，這個議題大約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劇場資源分配的權力關係，一是歷史定位與解釋權的爭奪。
「現實」與「藝術」的多重關係
在藝術創作的世界裡，所謂的現實（特定的歷史時空）不僅只是一個取材的來源或模擬的對象，或者創作者企圖超越的、不變的客體，更是一個時時介入創作過程、時時影響著創作意識的重要變因。在劇場這樣一種深植於現實土壤的藝術形式，這種介入、影響更是不容輕忽的。
從這個論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爲何劇場的完成不在於排演結束、搬上舞台、大幕升起的那一刻，觀眾的觀賞、感動、批評，才是（階段性地）完成作品的契機所在；由此，我們也才能對本地劇場中（大約從民生劇評出現以來），在本地劇場中時而爆發的（多半時候只是在口耳、或日漸流行的表演藝術網站之間流傳）創作者（和支持者）與評論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我所謂的「反劇評」現象），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除了對作品形式、內容、理念的不同意見（偏向於所謂藝術層面的爭議）之外，這種「反劇評」現象其實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議題。這個議題大約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劇場資源分配的權力關係，一是歷史定位與解釋權的爭奪。
資源分配的權力關係
就劇場資源分配的權力關係而言，在諸多對於劇評的批評（或甚至攻訐）裡，有兩個反覆出現的論點非常有趣：一是評論者不知民間疾苦，無法理解創作過程與劇團經營的艱辛；一是評論者視現場的笑聲與掌聲如無物，對戲的批評等於對滿場觀眾的侮辱。這樣的批評一則流於情緒，更嚴重的卻是完全誤解了劇評的存在意義：沒有哪一個劇評者，是以「毀滅」一個劇團爲寫作的起點或目的，大多數人的意見，也並不必然就代表正義或眞理。除此之外，筆者對於這樣的批評，卻還有更深一層的疑慮。
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狹隘的市場、能力有限的政府輔助體系、極度缺乏的民間贊助），經營劇團或演出製作確實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在藝術熱情的支撑下，如何爭取更多製作資源，其實是更爲迫切的問題，而權力關係的建構正是其中的關鍵。劇評對演出票房、對掌握分配資源者（包括政府與民間的補助審議單位／個人）的潛在影響力，牽動著創作者（經營者）與觀眾、與資源分配者的權力關係運作，自然也對資源的分配取得有一定的決定作用。
筆者提出這樣的論點，並不在否定創作者爭取觀眾、爭取經費補助的努力，而是企圖指出其中隱含的危險性：在爭取票房營收（以維持劇團生計）的同時，創作者是不是想過對於觀眾的社會責任問題（大眾的生活意識、對周遭社會環境的認知、娛樂的營養成分問題）？在爭取政府單位補助的同時，創作者是不是想過被特定意識型態決定的問題（這一方面，我們只需簡單回想幾年前的美國國家文藝基金會NEA，在補助政策上所引起的一些爭議，和義大利評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關於文化霸權的論述）？
這些權力關係的問題，與歷史定位、解釋權的爭議也是息息相關的。
對評論者資格、地位的論斷
另外一些經常出現對劇評的批評，集中在對劇評者扮演評論角色的「資格」與「地位」方面：或者是評論者不曾編導、不會表演，如何能對演出成果（許多「專業」創作者的心血結晶）加以評斷；或者是評論者無視編導的創作理念，以完全主觀的論點妄加論斷；或者是劇評者以「唯我獨尊」的態度建立起不容異論的「一言堂」，以「不變的一把尺」去評斷各種不同形式的演出。
無論從創作與評論的分際來看，或從所謂主觀意識的決定作用來看，這些批評的立論基礎其實是非常薄弱的：如果將評論者的解讀視爲另一形式的創作行爲，編導者的觀點（無論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可以有「源自自身生命情境」的正當性，難道評論者的主觀意識、觀點與個人生命情境的關連就毫無根據？如果編導者的特定關懷可以延續成爲「個人風格」，爲什麼評論者的「不變的尺」就是一種罪過？（更何況從未曾出現確實的論證，支持所謂的「不變的尺」說）至於不同專業領域所需的條件、所擔負的責任之間的區別，更是劇場（或其他藝術形式）的基本常識，以略帶「挑釁」的口吻要求劇評者上台亮相（以體驗演員生活之甘苦與不易？），不過是無稽之談，不値一論。
無論是無理的強辯，或者強加附會，這些針對評論者的「資格」與「地位」所提出的批評，其實不離前文所提的「歷史定位與解釋權」的爭奪。這其中尤其以所謂「一言堂」的指控，最能表現出這種隱藏在內的意圖。
爭奪歷史定位與解釋權
無論就製作的規模（包括周遭環境的配合）而論，或就創作理念的深刻程度而論，本地的現代劇場其實並無所謂主流與非主流的明顯區隔。或者是外來觀念與形式的引入（如所謂的後現代），或者是對於現實環境的直覺（但多不具批判性）反應（如所謂的本土化風潮），本地劇場其實還在摸索、擺盪、試圖建立傳統的過程裡。在這種情況下，解釋權與歷史定位的爭議自然難免（這之所以對於小劇場十年的功過迄無定論，這之所以尙未出現一部描述台灣現代劇場──尤其是在國府遷台之後──的專業著作）。創作者如此，評論者也難不被牽扯在內，評論者的發言台（報紙雜誌的版面），和創作者的舞台一樣，也不過就是上演這種競逐的場所。
但所謂「一言堂」的指責，其實不僅否定劇評者理性思辯的可能、和她／他同樣擁有的歷史解釋權（卻也沒有理性論證的支持），相反地，卻同時反證了創作者爭取、建立、鞏固發言位置的企圖。這種解釋權與歷史定位的爭奪，並非道德善惡的問題，關鍵只在於：爭議雙方的論證是否奠基於理性思辯的基礎上，有無開放討論空間的共識。在沒有理性思辯的支持下，一再重複類似「一言堂」之類的指責，只會讓情緖性的發洩取代理性的辯證，讓一個原本開放的場域逐漸封閉。
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現實對劇場創作的穿透、介入是無時不在的，本文對於本地劇場「反劇評」現象的這些思考（資源分配的權力關係，歷史定位與解釋權的爭議），當然也大約描述了本地社會的普遍狀況。創作者與評論者的緊張關係並不足懼，關於資源分配或詮釋權的爭議，其實也正是劇場介入本地社會的一個關鍵所在：唯有在願意理性正視這些議題的前提下，劇場才有可能成爲這個「不知反省」的社會中的一股「淸流」，才有可能對這個社會產生價値。
而這不正是所有劇場參與者（包括創作者、觀眾與評論者）共同的希望嗎？
文字｜陳正熙 國光藝校劇場藝術科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