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記憶於歷史中的九二一大地震，不會是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所呈現的那些無論肢體或心靈上受到創傷的血肉身軀，卻是那些虛構而美麗的文字，什麼「斷垣殘壁、哀鴻遍野」，什麼「共赴國難」……九二一百日後，我從災民在廣場上的告官行動，似乎看到了台灣民衆竟是這樣卑微地活著。
非主流的「災區文化活動」不受重視
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爲了找回一點記憶，我重新翻閱著手中的舊資料，是我在去年，因爲十二月廿九日的「十方感謝百日祭」而發佈的新聞稿：
一場被號稱爲「百年來的大災難」，它將帶給我們這一代什麼衝擊呢？尤其在這一百天之中，我們的態度是用一種激情或用一種理性的懼怖，來書寫此一龐大的歷史記錄呢？激情誠然可以讓道德撞出美麗的火花，但終究是要殞滅的；而理性的懼怖雖然深化到了精神層面，不易爲人所體察，但那難以用詞語形容的恐懼之心，反而辯證了恐懼在人的精神世界裡似乎從中看不見有人反省到，我們已然漸漸失去了一種神聖感，「人定勝天」的八股思維又回過頭來排除了我們對恐懼做的深化思考。
所以，在這一次由「九二一大地震受災戶聯盟」（簡稱「災盟」）推動的「十方感謝百日祭」，我們就在各種客觀條件都非常匱乏之下，企劃了一個別開生面的「九二一藝術特展」，意圖將社會上一場場激情救災的演出之後，在百日之時，能夠用另一種藝術化的表達方式，也是有別於道德救贖劇，以比較安靜的凝視觀點來透視這一場災難留在台灣人的心靈上，到底刻下了什麼傷痕？所有展覽作品都在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門口公開展示，計有：攝影、雕塑、繪畫及裝置藝術等項目同時展出，並在入夜之後，有一場災民親自擔綱演出的「百日祭」報告劇，歡迎台北市民蒞臨觀賞。
這樣一篇看起來好像情文並茂的短文，實際上效果並不好，結果沒有一家報紙登出這篇新聞稿，只有《民生報》的記者紀慧玲發布了一則消息。倒不是挫不挫折的問題，而是越發感覺到非主流文化已經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了。在同樣是因爲九二一百日祭，由國立藝術學院主辦的「藝術．夜祭」，媒體卻先予以大張旗鼓，強調其「陣容龐大」地出動了七百多名師生，並且涵蓋了舞蹈、音樂、裝置藝術等，後在霧峰鄕夜市廣場跨夜舉行，又樂觀地「預計超過四千名觀衆參加」。「藝術．夜祭」挾主流資源而打造的文化生產模式，更對照出非主流文化空間漸趨於壓縮化的問題所在了。這裡不存在著哪一種生產方式才是正確的問題，但是資本主義化的文化體制，勢必異化藝術成爲時尙的商品卻是事實。如同大家在九二一百日之後，似乎都能感覺到自己，或社會對於災區的掛心已不復百日之前了；流行終漸被褪色成爲一片空白。
「到災區去」的道德救贖
在地震發生的前一段時間之內，通過媒體的催化，讓這個原本只是很單純的救災議題，被煽動起了某種至高的群體道德。若有人漠不關心這個熱門議題，都會被迫地在心理上反應出一點罪惡感；這種在群體之間流傳的感染力，即使最簡單的症候，也反映於隨時要接受有人理直氣壯地問你：「你捐了多少錢？」。因此，捐個錢、到災區去動動手，就變成了讓個人連接上群體道德的救贖券，演變到後來，甚至這張救贖券是可以用來交換愛不愛台灣的忠誠度。而我才知道自己竟然是無動於衷，甚至對於這樣廉價的交換感到不屑。
我們也看到了藝術家開始悲天憫人起來，就如同他們認定自己的美學是跟口中喊的本土化有關係的；既是這樣理直氣壯，他們就以爲災區的大人、小孩也沒什麼拒絕藝術進入災區的理由。因此大家紛紛找管道下到災區，從「心靈治療」到表演都搶著去做，原先充滿神聖感的悲天憫人情操，變成了世俗性地急著在災區卡位。災區工作只要有人做，效果好壞是一回事，總會讓人覺得台灣的人心是往上提昇的，而不是儘是一些像我這樣袖手旁觀地往下沈淪。但是大家爲什麼要這樣一窩蜂搶著去做呢？心靈治療了那些至今仍然覺得一肚子委曲的災民嗎？表演是爲了藝術家自己在群體道德上負一些責任呢？還是爲了幫政府消化公部門撥下一筆又一筆的救災預算呢？我想，這些答案不是在歷史發生的當下可以找到的；一窩蜂創造出來的歷史現象，最後終將風化於一堆浮濫成災的圖片及文字之中，而眞正的歷史殘餘者所要面對的問題，大概這個時候還看不見吧？
在「災盟」工作的朋友告訴我，現在災區組合屋裡面的問題太多了，他們想搞一個工作坊，能夠長期地幫助災民心理復建，但是沒有錢找到人能長期地做，我答應在台北幫忙找找人。然而最終還是沒有做成，因與「災盟」在討論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他們更急迫地要解決災民賠償、安置等現實問題，所謂「心靈治療」於我看來，只能像催眠術一樣讓災民心靈噤聲，而現實問題若不能解決，即使有主觀意志做一隻浴火鳳凰，終究是非長期能適應於組合屋生活的一隻折翼的「千禧鳥」（「藝術．夜祭」之節目名稱）還不如大家相互扶持共同來勇敢地面對急待解決的現實問題，而不是做那虛構的「飛揚的布帛」（同上）之夢。
災民在台北街頭告官
百日祭來臨之前，「災盟」做了一個到台北向中央政府請願的行動計畫，主要訴求在於控訴人禍、還我家園、社會互助、加緊安置、監督善款、加速重建、司法正義等七項，其中像「司法能有效追究人禍嗎？」、「不是官商勾結，而是政商一體！」等提出的問題，每一條讀來皆令人觸目驚心，猶如讓我們看到托起這座島嶼成爲一幅國家圖像的底部，竟然是由架空了人民的官商機制運作而成。我在災民這樣的訴求之下，與「災盟」的朋友們共同策劃出一個跟愛台灣沒有關係，卻是跟暴露台灣國家底部的官商勾結有關係，以「人禍」爲主題的「十方感謝百日祭」活動，然後從這裡發展出一系列「展覽」：美其名爲「裝置藝術」，卻只是展示現實間災民的帳蓬實物；美其名爲「攝影展」，卻只是災難現場事實相片的展示；美其名爲「畫展」，卻只是組合屋社區兒童以塗鴉代替懼怖話語的圖畫；美其名爲「雕塑」，卻只是一座用保麗龍雕出來的危樓模型。我們不是不能找到藝術家爲災民畫些什麼，或刻些什麼，但是，我們更相信，與其藝術變成了「九二一產業」中一項熱門的產品，還不如讓藝術在這裡還原到只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一個故事。
活動在由災民面向「十方」，感謝百日以來對於他們生活及精神上的支撐之後，災民並且分別從自己切身的經驗，向圍觀的台北市民告發官商勾結帶給他們幾近絕望的未來命運。這樣官府不理，老百姓不得不走上街頭告官的戲曲場景，竟然出現於現代台北大都會。也許，這樣的哭調仔已經不合時宜了，也許，氾濫成災的九二一愛心，除了剩下一堆貶値了的救贖券，百日之後，其他什麼都沒剩下，即使在災民中聽到此起彼落的啜泣聲，我依然強烈感覺到他們似乎被遺棄了。
觀子音坑樂團的林生祥在現場配合災民告發而伴唱的客家歌曲，即使很多人聽不懂，卻令現場告發的氛圍顯得更多悲涼；我問他這支是什麼歌曲？他說是客家人母親喜歡唱的《搖籃曲》。啊，我才醒悟到因爲誤讀而產生的遐思是最美的；正如台灣人記憶於歷史中的九二一大地震，不會是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所呈現的那些無論肢體或心靈上受到創傷的血肉身軀，卻是那些虛構而美麗的文字，什麼「斷垣殘壁、哀鴻遍野」，什麼「共赴國難」……九二一百日後，我從災民在廣場上的告官行動，似乎看到了台灣民衆竟是這樣卑微地活著。
文字｜王墨林 劇場評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