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香港在柏林」文化節的成果,真正突顯香港文化風貌的,是電視、電影與靜態展覽。在表演藝術上,香港的地方代表性卻顯得十分不足。若問,到底香港現代表演藝術創作走到了哪裡?經歷過這次文化節洗禮的人,並無法得到任何的認知。
自七月二十九日起,德國柏林世界文化館與香港當代文化中心聯合舉辦「視界-香港柏林當代文化節-香港在柏林」。此文化節其實包含兩大部分:「香港在柏林」與「柏林在香港」,也就是說,先將香港的當代藝術介紹到柏林,其後再將柏林的現代藝術展示於香港。這個大型的國際活動,將爲歐、亞兩洲的文化交流揭開新的一頁。而以「視界」爲名,可說是取開拓視野之意。兩地的主辦單位均希冀能透過這次文化節的舉辦,將柏林及香港兩大都會重新定位。
到底這兩個城市有何共同點?爲何主辦單位有重新定位的呼聲?這就要溯源到其政治上的轉變。柏林與香港,一個曾爲西方民主的孤島(在此指統一前的西柏林);一個曾被英國殖民了長達九十九年。兩者可說均在共產主義的環伺下,保有其獨立地位,更在本世紀面臨了重大的歷史性轉變。在全球世人的密切關注下,柏林圍牆倒下,東西德於一九八九年統一,柏林不再是孤島,而成了全德國的首都;一九九七年香港則在「移民」或「留下」的紛紛擾擾中回歸中國大陸,成爲香港特別行政區;大陸「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卻只讓香港的民主人士更加憂心忡忡。
經過巨大的轉變,一個全新的世局使兩大城市面臨本身轉型及重新定位的問題。柏林要積極建設滿目瘡痍的東柏林,整合東西城區,邁向現代化與國際化;香港則在一國兩制下迷惑自問:未來的走向是華化、西化,還是「香港化」呢?
文化、藝術爲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可是由於它的影響是間接性的,使得人們經常忽視它的重要性。對柏林而言,豐富的文化、藝術不僅可以爲城市帶來更多的活力,亦是打開國際大門的重要催化劑。而對於早已十分國際化的香港,深爲詬病之處,在於它的文化與藝術不僅十分西化,更一直停留在商業娛樂的層面上。因此,推廣香港獨特的文化傳統與促進香港與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藉此提高文化、藝術的水準與層次,在只向錢看齊的潮流中灌注一股清流,是身爲主辦單位之一的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的重要使命。
多元化的節目内容
這次文化節的內容多元地著實令人目不暇給,有來自十六個亞太城市的藝術家們共襄盛舉。在展演部分,除了「黑箱作業」等視覺藝術展覽、以及香港電影的播放之外,表演節目則有香港歌手黃耀明的「人山人海」演唱會、劇場節目「一桌兩椅」系列和音樂劇《四大發明》。除了這些活潑的節目之外,當然也有比較嚴肅與知性的一面,如「城市文化」會議,邀請二十位香港、柏林的學者、評論家及決策者等,就「城市文化發展」的議題進行深入討論與交流。還有針對「一桌兩椅」與「四大發明」音樂劇舉辦的座談會,讓觀衆能有機會與表演工作者對話、交換意見。
早在文化節開幕之前,世界文化館前的水池上已矗立著由香港建築師嚴迅奇爲這次活動設計的建築裝置「竹亭」,由諸多碩大筆直的竹枝交錯架構出一個透視空間。竹亭以竹竿這種具有東方風味的素材結合西方的三角幾何概念,又在建築中勾勒出圓弧線條,與素有「懷孕的母蚌」之名的世界文化館的弧形屋頂相互輝映,在水池中展現美麗綽約的倒影,令人印象深刻。
而竹亭平台隨著走道延伸至池中,夜晚時,一輪明月垂掛天邊,是月光,也是舞台燈光,反照著水波粼粼,成了「一桌兩椅」室外演出的天然舞台背景,而竹亭開放式的空間,也提供表演者在演出上更多的可能性。
藝術交流的重頭戲──「一桌兩椅」
自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每年均邀請亞洲各地的藝術家參與「一桌兩椅」的演出,其構想取自京劇的開場景──簡單的一張桌子及兩張椅子,故事則在演員的娓娓敘說中鋪陳開來。然而,在「一桌兩椅」中,演出者並不受限於京劇的規範,只需在短短的二十分鐘內,賦予桌子、椅子不同的意義,或衍生情節、或無情節,進行個人化的自由即興創作。除了分別來自台北、漢城、東京、孟買、澳門、北京、四川的八個亞洲表演團體外,四個柏林的表演工作者亦受邀參與演出,或單獨、或與亞洲藝術家共同合作,在短短的二至三週內展現合作的成果,充分體現了藝術交流,並尋找彼此的優缺點與融合的可能。
其中,來自台北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演出Lecture on Nothing,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導演魏瑛娟一反戲劇成規,大瞻嘗試無情節、無角色、無台詞的實驗作品,將一切表演因素做最低調的處理,詮釋尼采的虛無思想──「無即有」(Nothing could be everything)。尼采的哲學赤裸地揭露現代人的徬徨與迷失在虛無中,因此強調克服頹廢、熱愛生命。而導演魏瑛娟的戲劇則流轉於空無與存在之間,但見一男一女分坐於桌子的兩端面對觀衆,兩人之間沒有任何實質的關係與交集,各自局限在自己的椅子上,轉移身體的重心,不同步調地擺出一個又一個誇張傾斜的姿勢,他們的眼神卻一直凝聚在觀衆身上,在似有似無中引人玄思。當演員將日常生活中的嘆息聲、噴嚏聲等拉長尾音或加以抑揚頓挫,即構成特別荒謬的音效,營造出一股奇特的戲劇張力。
對來自漢城的Hobin Park與Seongjoo Joh而言,一桌兩椅則是吃飯、划酒拳的地方,是衝突的地方,也是談判的地方。在兩部舞作《談判》Negotiation!及《別吃椅子》Don't Eat the Chair!中,桌椅的角色一直在轉變,從家具變成食物,從食物變成抗爭的武器,忽然間又只是純粹的雜技道具。兩位舞者Chang Jo Han、Dae Gun Lee的舞技,在這次「一桌兩椅」的表演團體中可說是最出色的,其賦予肢體強烈的動感與力度,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尤其對桌椅在空間上的不同組合與轉換,呈現諸多有趣的切面,將身體與桌椅的關聯發揮得淋漓盡致,只可惜絲毫沒有想像空間與深度內容讓人尋味。
東京的松島誠與香港的龍植池演出The Mandarin I and II,將演出的空間擴大延伸到池岸,置兩張椅子於長桌上,於舞台上另創舞台,更把觀衆帶上長桌共同演出。靠著機靈的臨場反應跟觀衆做最直接的接觸,頗能引起共鳴,只是流於救國團式的帶動唱,藝術層次不高。
「一桌兩椅」的構思極好,也是此次藝術交流的重頭戲,讓藝術工作者參與過程中的每一階段,學習寶貴的經驗。然而,這次出色的演出多是團體自己的作品,並非跨文化的合作成品。由此可見,短期合作的弊病在於演出品質的低落,儘管有時也會給人意想不到的收穫,這種良性意外卻不多見。不論如何,「一桌兩椅」對表演工作者的刺激與成長,仍有絕對的正面影響。
「黑箱作業」與《四大發明》
自一九九五年起,香港團體「進念二十面體」便開始「黑箱作業」的工作坊與展覽,由學生、老師及藝術家共同設計裝置一立方呎的黑盒子。「黑箱作業」著宵打破了藝術工作者與非藝術工作者的界線,讓藝術創作不再只是藝術家的專利品。這個計畫成功地達到了創作藝術與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至今已有超過一百間學校,三萬以上的學生、老師、家長及藝術家參與過「黑箱作業」的創作,四百件作品業已陸續巡迴到日本東京、澳門、哥本哈根展覽。
但見柏林世界文化館的大廳裡置滿了小黑箱,等於是在展場內另有展場,因爲參觀者得打開盒子,才能探知其中的奧秘。密閉不透明的黑盒子,代表不爲人知的高度機密,而影射暗中進行活動的黑箱作業,在此則成了單純的學生作業。學生們根據個人對香港的認知、體驗,在小小的盒子裡呈現城市的衆多切面:有貼滿明星貼紙的,有精緻的西式婚禮,有塞滿菸屁股的盒子,還有恐龍世界等,多采多姿,讓參觀者個個帶著好奇的心情,去發掘其中的異趣。
進念二十面體的音樂劇《四大發明》,是一九九九年底香港慶祝千禧年的活動之一。中國的四大發明雖然是火藥、印刷、羅盤、造紙,可是導演榮念曾卻只擷取「發明」二字,並以黑箱作業爲出發點,進行多媒體的創作。對他而言,「黑箱是悲痛教訓的箱子,因爲每當我們打開黑箱的時候,都是在災難發生之後。藉由它我們可以找到原因,解決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黑盒子,裡面裝著自己的經驗與故事,也裝著創造的潛能,惟有發掘自己的黑盒子,我們才能施展自我。」所以要發明就要發現。導演企圖透過此劇,觸發觀衆去打開個人的黑箱,開發自我。
一道又一道的白幕營造出空間的層次感,隨著布幕的轉換,呈現不同的舞台景深,再加上光與影的交織,帶領觀衆進入一趟影像奇旅中。布幕上,只見中英文夾雜的字串不斷地交替,諸如「四大皆空」、「四大原則」、「他的慾望是他的矛盾」、「他的矛盾是她的開始」、「In the beginning it was God.」、「You have seen nothing. I have seen everything」等等,這些卻不過只是一些在實質意義上不具有任何關係的聯想鎖鏈,隨著接二連三的問題如「What is this?」、「What does it mean?」、「What is this performance?」,使得觀衆亦不斷以同樣的問題詢問自己,甚至詢問問題背後的意義。然而,隨著布幕與影像的交疊,整齣劇無形中自成一個巨大的黑盒子,令人難以探知其中乾坤;再加上穿插了川劇、粤劇、中國革命樣板戲等等,內容看似豐富,卻使得整齣戲顯得十分雜亂、渙散與冗長。
唯一値得讚賞的是,身著黑西裝戴白手套的男演員,拿著黑盒子陸績出現於舞台上。他們沒有角色、沒有任何台詞、也沒有故事,只展現與黑盒子的多元關聯:有些小心地保管它,有些不願打開它,有些則時時探究它。相對於他們,一個全身赤裸的男演員雙手拿著密閉的黑箱,默默無語地面向觀衆,裸露的身體與隱藏於黑箱內無法透視的心靈,形成強烈的對比,意境深遠,引人遐思。
落幕之後的文化省思
爲期一個多月的香港文化節於九月十日正式落幕,這是香港九七回歸後首次舉辦的大型國際活動。審視其成果,這次眞正突顯香港文化風貌的,倒是電視、電影與靜態展覽。在表演藝術上,香港的地方代表性顯得十分不足,大部分的表演工作者來自其他的亞太城市,而且跟香港藝術界並無密切的合作關係,讓人覺得這次參加演出的團體是東拼西湊而來的。若問,到底香港現代表演藝術創作走到了哪裡?經歷過這次文化節洗禮的人,並無法得到任何的認知,殊爲可惜。
香港是商業叢林,是文化荒原,若要轉型成爲亞太文化交流中心,不單單要匯集亞洲其他地區藝術界的各路人馬,更要奠定本身的文化特色,而這些都得經過長期累積才能有所成果的。柏林世界文化館總監Dr. Hans-Georg Knopp形容藝術文化交流工作如同冰山,我們只能看到浮在水面上的百分之十,水面下的百分之九十是看不到的,而水面下的卻是導向成功的主要部分。因此對雙方的主辦單位而言,文化節只是一塊基石,惟有彼此在文化政策及實質運作上建立長遠的聯繫,才能有豐碩的果實。
文化節的落幕意味著另一個開幕,因爲從十一月起,它的第二部分「柏林在香港」轉移陣地到香港舉行。在柏林長期從事前衛藝術、並在自由劇團的圈子裡嶄露頭角的Jo Fabian、Anna Huber等人,受邀以「Time-Body-Space-Media」爲主題演出,柏林的特產「愛情大遊行」也要進口香港,更有香港學生對柏林城市風貌的錄像紀錄及其他的靜態展覽。「柏林在香港」會是怎樣的盛況呢?香港人能接受柏林的前衛藝術與柏林techno音樂的瘋狂、頹廢嗎?結果著實令人期待。
文字|林冠吾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戲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