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佛烈德．雪利所說「我希望能夠平衡曲目的安排，像一個有平衡的、懸吊般的流動，小東西橫向四面八方，電線跑出來，當風一吹動，所有的部分會好笑地亂轉動，這是我想像我音樂節呈現的方式。」
外地客覺得這裡的地鐵關門速度太快，通勤者埋怨地鐵移動的速度太慢，住在上西城（upper west side）的人覺得藥房太多，走在紐約市的街頭，有很多可以讓你發表評論的事情，喜歡或厭惡，你想到的是這個城市有的，而鮮少是它缺乏的。因爲它所有的已經足夠讓大多數的人填滿他們的生活。大提琴家佛烈德．雪利（Fred Shery），藉由九場音樂會及三場座談會，表達他對紐約市的看法，呈現了一個包含五十四位作曲家，約一百三十二位演出者的音樂節「紐約市美好的一天」（A Great Day in New York！）。
紀錄片的啓發
一九五八年一個夏天的早晨，Art Kane，爲他身爲職業攝影師的頭幾個案子之一，聚集了五十七位當時乍紅的爵士音樂家，替Esquire雜誌在紐約市哈林區一百二十五街，一棟brownstone建築前拍下一張爵士樂界的經典照片，這張照片啓發了由琴．貝克（Jean Bach）製片，於一九九五年發行的紀錄片《哈林美好的一天》。一九九八年，佛烈德當時正在思考如何在紐約市的Merkin Concert Hall，繼九七年的荀白克系列後再籌劃一個週末音樂系列。他希望有十五位各具特色的紐約當代作曲家來演出他們的曲子，並在座談會中談紐約市以及他們作曲生涯的相互影響。艾略特．卡爾特（Elliott Carter）、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史帝文．瑞許（Steve Reich）、約翰．科里諾（John Corigliano）、瓊．陶爾（Joan Tower）…等等名字一再出現在他與妻子卡諾．亞契（Carol Archer）以及Merkin Hall的維琪．瑪葛莉絲（Vicky Margulies）的討論中。有一天坐在家中和卡諾看到琴．貝克的紀錄片，佛烈德的靈感泉湧，轉身告訴卡諾，他知道自己找到想要的：一系列的音樂會、座談、一張合照、一部影片，以及一本書。
佛烈德聯繫上紀錄片的導演琴．貝克，她告訴佛烈德，已經有許多的「美好的一天」在各地嘗試過，卻鮮有成功的例子，她給了佛烈德忠告：內容盡量寬、盡量跨越不同種類，維持高品質，但是別超過六十人。計畫的擴張讓佛烈德向曾是「林肯中心室內樂社」（The Chamber Music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的藝術總監大衛．雪佛林（David Shifrin）與當時的行政總監賈桂琳．泰勒（Jacqueline Taylor）提出這個計畫，他們立即贊同這個想法。這個與佛烈德從七〇年代開始合作演出已達一千五百次以上的美國室內樂先鋒組織之一，成爲「美好的一天」的計畫主力。即將邁入第三十三季的「林肯中心室內樂社」，不僅致力於古典音樂的核心曲目，也是演出當代音樂及委託創作的推手之一。「美好的一天」於是成爲二〇〇一年冬季音樂系列的計畫。
決定邀請哪些作曲家是一項極困難的工作。爲了不使自己遺漏掉作曲家，佛烈德向ASCAP（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和BMI（Broadcast Music Incorporated）這兩個擁有豐富作曲家資料的機構尋求名單。「我考慮到年齡、性別、音樂種類、成就的程度，我不想要因爲某人已經六十歲了卻不是那麼知名，就將此人排除於名單之外。」佛烈德說。他希望包含紐約市方圓六十英里之內的地區，他的初步名單達約二百五十人，他開始發覺無法將人數保持在六十以內而不冒犯其中一些人。四面八方而來的不同聲音，並沒有讓佛烈德無法招架，因爲從頭他就小心翼翼地選擇，思考過可能的人，當被不同意見質問時，他已經有了答案，「到某一個程度，我感覺到沒有任何一個在名單上的作曲家可以被其他人取代」。
調性、非調性音樂、百老匯、極限音樂（minimalism）、爵士都在他的考慮中，佛烈德顯然也無法拒絕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作曲家，在紐約發出聲音，如來自古巴的Tania Leon、Paquito D'Rivera，來自中國的譚盾、陳怡和周龍。「我選擇一位作曲家，基於他的音樂是否聽起來和別人的不同。…還有紐約市是否是他事業生涯中一個重要的地方。」佛烈德說。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美好的一天
經過日夜地打電話，洽商一個進行合照的時間，在佛烈德和卡諾自製的三合一圖表上，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是一個焦點，於是筆者在這一天起了個大早，搭著與平日相反方向的1、9線地鐵往位於下城（downtown）的Alexander Hamilton United States Custom House。預定五十三位作曲家當天將聚集在Custom House的旋轉樓梯上，由攝影名家布魯斯．大衛森（Bruce Davidson）拍攝合照。筆者負責請作曲家將攝影版權的授權書簽名後收回，還記得Paquito簽了莫札特，約翰．榮（John Zorn）穿著他的迷彩褲，傑諾米．基次克（Jerome Kitzke）甩著及腰的辮子和彩帶…無論這些作曲家的音樂在晚間八點或午夜十二點演出，在充滿反響板的Avery Fisher Hall接受掌聲，或是在knitting Factory讓手握啤酒瓶的T恤族囂叫，除了幾位年高的前輩以外，所有人以抽籤決定在合照中的位置。「那的確是美好的一天，那些作曲家難得的相聚機會。有的人互相當作沒看見，有的人互相擁抱。」佛烈德說。
五十多人的合照是另一項困難的任務。爲了有合適的光線，照片後上方的美麗窗戶其實都從戶外用布遮起，因爲從那裡射入的光線太強了。「布魯斯和我站在兩個梯子上，我請布魯斯以及照片製作人Barbara不要以穿著稱呼任何人」佛烈德堅持由他叫每個人的名字，例如「Paquito，請把報紙藏起來。」他不希望有人感覺到被喊名字的人比較有名。
攝影工作以及整個計畫的延伸所需要的人力與財力，即使在「林肯中心室內樂社」盡其所能地全員投入，也得另求後援。這個耗資約五十萬美金的計畫吸引多方注意，「林肯中心室內樂社」的發展部主任表示，若是沒有與Merkin Hall合作這個計畫，可能不會有AT&T、Bloomberg、Time Inc.等企業的經援。同時它也抓住許多新聞界的想像力，加上密集的報紙廣告，促使這個計畫成爲城中的話題之一。
清新感 平衡感
在筆者參加的三場音樂會中，坐在台下，感覺置身在一場場小博覽會，有人比喻這像是餐廳的試菜單（tasting menu），節目中穿插多變的音樂種類，倒更讓它像是個有著不同攤位的園遊會，每一個節目有著它的新鮮感。音樂節在Alice Tully Hall的第一首曲目是史帝文．瑞許的《鼓》，由瑞許及三位鼓手擊著十六個bongo，十幾分鐘的鼓陣喧天，卻由一聲低沉的小提琴無伴奏接手爲第二個節目，來自德國的年輕小提琴家薇薇安．哈葛納（Viviane Hagner）演奏二十九歲年輕作曲家麥克．哈許（Michael Hersch）的新作，集所有燈光及目光於她一身，聽衆及樂評都爲之瘋狂。佛烈德費思營造的清新感顯然有了成功的開始！
在二月四日的節目中，次女高音蘇珊．葛拉翰（Susan Graham）漂亮地唱出作曲家暨詩人內德．羅冷（Ned Rorem）歌曲中的愛情、街景和一顆感傷的心，由内德親自伴奏，如老朋友傾訴故事般：「當年在巴黎，我是個二十歲熱戀中的青年」，內德像是一個幽默的頑皮傢伙，遙望著坐在巴黎路邊咖啡座的年輕戀人。在節目的第二部分，安排了另一組歌曲集，由兩位黑人音樂家以相同的搭配，唱出德瑞克．柏墨（Derek Bermel）迥異於內德的四首頗富戲劇性的歌曲。正如佛烈德所說「我希望能夠平衡曲目的安排，像一個有平衡的、懸吊般的流動，小東西橫向四面八方，電線跑出來，當風一吹動，所有的部分會好笑地亂轉動，這是我想像我音樂節呈現的方式。」
「我很高興能看到作曲家們喜歡彼此的音樂。」佛瑞德表示，在後台有很多機會，看到作曲家彼此安靜地欣賞其他人的作品。作曲家之一喬治．佩勒（George Perle）說，因爲有些曲目被安排的方式，使得他更爲欣賞那些曲子，這也是佛烈德引以爲喜的。當回歸以調性寫作的大衛．戴粹笛契（David Del Tredici）在後台的電視螢幕上，緊盯著在他之前演出的史蒂芬．葛斯（Stephen Gosling）彈奏艾次克．維瑙（Ezequiel Vinao）鋼琴獨奏曲時，精湛的表現，令大衛．戴粹笛契忍不住說，「我不敢相信你把我放在葛斯林的後面，他彈得眞棒。」佛烈德說，「大衛，你也很棒。」的確，約翰．凱利（John Kelly）和大衛．戴粹笛契的歌曲在帶些詭異的劇場表現中，確實給聽衆們一個屛息愕然的機會。
被問到如何在同一場音樂會中安排不同種類的曲目，卻不讓聽衆消化不良時，佛烈德說「當你聽很多的貝多芬，再聽一首陌生的現代音樂，通常你不會喜歡那個現代音樂。耳朵可以同時聽到不同的聲音，但它需要被引導、幫助，再被解放…。將聽衆暴露在一個舒服的現代音樂的環境。當你沖熱水澡時，絕不會希望有人突然沖抽水馬桶的！」
佛烈德最後一場音樂會出現在台上，在手上的不是他的大提琴，卻是因在廚房傷了小指而包紮的石膏。筆者慶幸已在前一場能聽到他拉周龍的《野草》，與魯迅同名著作的大提琴無伴奏曲。雖然同意魯迅的政治爭議性，佛烈德透露十分喜歡這首作品。由佛烈德的擊弦和撥弦奏中，他的重手勁和較輕的弓仿若箏及琵琶的聲音，而有著生動地表現。
如果可以再來一遍，佛烈德希望什麼可以更好呢？如果能有更多年輕的作曲家就好了。但是，他表示不會再有下一次了。「很多作曲家基於朋友的立場在酬勞和其他方面給了我們很大的方便。朋友會說，我已經幫你上次那個大忙了，你還想再來一次嗎？」
被問到如果有倫敦或巴黎的「美好的一天」，有什麼是不同於紐約的「美好的一天」？佛烈德，說當世界上其他的人都認爲有名的人在紐約工作生活，很多人想到這個城市闖一番天地的當下，他希望慶祝並喚起在這裡從事藝術工作者的創意，在當下寫作創新的作品才是音樂的主力。坦承生爲紐約客的驕傲，是讓它有其他城市所沒有的，他也相信任何一個大城市也可以有個美好的一天，「有可能會在東京、北京，或是在台北也有『美好的一天』？」
文字｜魏兆美 藝術行政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