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eus轉換成《莫札特謀殺案》,寄意所在也從音樂神童的命運轉移到天才音樂家的命案。《莫》劇的改編之舉,仿如把合唱改為齊唱,雖令筆者難以苟同,呈現嫉妒在基督教社會的心理機制仍動人心弦。
果陀劇場《莫札特謀殺案》
9月6〜10日
台北國父紀念館
猶如語言決定思維的向度,劇名透露創作的方針進而左右觀賞的角度。彼得.謝弗的Equus(1973)於一九九四年由楊世彭與表演工作坊聯手引進台灣劇場,即《戀馬狂》,原作的標題印證了名稱與本質的緊密關連,此間藝文界的某些評論則反映了中文譯名對於觀賞角度的影響。原標題是拉丁文的「馬」,劇作家則是經由追蹤馬在古典神話的意義,按圖(心理分析)索驥探討西方現代人集體潛意識某個角落的幽微,藉這一番鋪陳,揭露理智與熱情在現代社會的解離現象及其後果(註1)。心理醫師雖然是貫串全場的要角,他畢竟只是謝弗用來打開秘密花園門鎖的鑰匙,很重要卻不是意義所在。「戀馬狂」這個中文譯名,則把欣賞的線索從語言迷障的參悟轉移到戀馬心理的機制,於是心理醫師一躍而成劇旨的焦點所在,心理的分析於是取代推理的過程而成爲品評的標準。結果,媒體評論非議謝弗賣弄膚淺的心理分析知識者有之,批評他刻劃心理醫師卻看不出心理深度者有之,指月之指喧賓奪主,可偏偏Equus的意趣普遍給忽略了。
必也正名乎
無獨有偶,謝弗的另一部劇作搬上台灣劇場也面臨類似的遭遇。Amadeus(1979)轉換成《莫札特謀殺案》,寄意所在也順勢從音樂神童的命運轉移到天才音樂家的命案。命運不同於命案,不言自明;不過此處特別要強調的是,如果是指天才音樂家,謝弗應該會稱他的姓Mozart,如今偏稱Amadeus,稱名而不道姓,甚至不是用於暱稱的Wolfgang,很可能是要強調「神童」比較不爲人知的童性或純真乃至於失禮或幼稚,也許是因爲他在某個意義上永遠長不大,也許是因爲他總無法適應成人的社會。揆諸事實,莫札特本來的名字是Theophilus,希臘文「神所寵愛的人」,即德文的Gottlieb,Amadeus是拉丁文,也是複合字,意思相同。謝弗在劇中編派給薩列瑞所說有關上帝之立場的台詞,無疑都是拿「神童」在興風作浪。不論如何,《莫》劇改編之筆顯然調換了鏡頭的焦距,於是命案取代人格特質成爲落焦之處,殺人兇手的心理動機取代音樂神童的性格刻畫成爲景觀所在。結果,就像《戀馬狂》裡的心理醫師戴沙一樣,原本扮演功能性角色、雖然貫串全場卻不是寄意所在的宮廷音樂家薩列瑞,喧賓奪主成爲意趣所在。
只從一件事即可看出薩列瑞的功能屬性。他一開口就邀請「等待出生的人,未來的鬼魂們」聽他「懺悔」。眞正的懺侮是對上帝,要不就是對當代人,從來不會是對尙未出世的人。他結束回憶之後,在舞台上當衆割喉自殺,進一步證實他是硬被謝弗給架出來,引他的台詞來說,「公演(……)我最後的作品」,可見他眞正的身分是劇作家謝弗的發言人。套用他在劇中揶揄當時歌劇召喚鬼魂的台詞,他只是謝弗召喚出來以便在舞台上驅馳想像的發言人。雖然薩列瑞的戲分比戴沙醫生有過之而無不及,卻談不上自主性,而只是謝弗爲莫札特寫像的投影機。謝弗甚至透過薩列瑞的台詞刻意模仿他在莫札特的音符中所聽到的一大特色,即俏皮,如前引薩列瑞向觀衆問候的開場白即是一例。薩列瑞的工具性角色充分體現在他的音樂家身分:在他和莫札特差不多同時抵達音樂之都從事樂壇歷險的一七八一年,啓蒙運動雖已如火如荼,可是在法國大革命促成歐洲政局重新洗牌之前,音樂家唯一的出路是以榮耀上帝的名義侍候貴族,引劇中的台詞來說就是「當個奴才」。就在這節骨眼,我們意識到謝弗原作的一個主題線索:繼科學與哲學披荊斬棘之後,音樂界步踵文學界,也開始向啓蒙運動輸誠,莫札特便是開路先鋒。
戲劇性的扭曲
在謝弗劇中,莫札特不只是向啓蒙運動輸誠的音樂家先驅,也同時以創作證明風起雲湧的浪漫運動在五線譜上大有可爲。他創作德語歌劇,他把生活經驗昇華爲藝術,他證明藝術與道德不相干,他的音樂素材與形式,就像他的人格特質,一再挑釁傳統與權威,凡此種種透過薩列瑞這個義大利音樂聖殿守護人口中透露的先驅之舉,無不是在預告新時代的來臨,要把音符從天上與宮廷引向人間與民衆,以感性平衡理性,以自然調劑技藝,以現實滋養理想。薩列瑞看得出這些特質並且在私底下由衷讚嘆,可見他當然不是庸才,謝弗卻又一再讓薩列瑞親口告訴我們他對自己的平庸深具自知之明,僅此一事更足以判斷他不可能是庸才;如此顯而易見的矛盾,我們可以有個合理的解釋:爲了戲劇效果而有所扭曲與誇張。謝弗爲了描寫自己心目中的莫札特,竟至於可以對極其明顯的斧鑿痕跡視若無睹,這和他避開莫札特之死的眞相而取材於聳人聽聞的傳言是相呼應的。
見樹不見林的改編盲點
強調戲劇效果本身無可厚非──連一向標榜最純粹的自然主義表演風格的莫斯科藝術劇院也難免在這方面做文章──但是創作者有責任避免可能的誤導。不幸的是,把"Amadeus"改題作「莫札特謀殺案」,雖然也是爲了聳動起見,卻把避免誤導的保險梢給拔除了。果不其然,果陀這一次演出的整個製作理念,從節目小冊的內容到劇意的呈現,全都圍繞著謀殺案打轉,說是瓦釜雷鳴恐不爲過。節目小冊附上〈地下法庭:審理「莫札特謀殺案」〉一文(8-9頁)有如在舞台上定點投射的聚光燈,一張「角色關係表」(13頁)更是爲燈具罩上八卦色紙。改編本幾乎全數刪除原作中與共濟會有關的台詞,特別是刪除呈現《魔笛》首演的整場戲,(註2) —如劇中的義大利語和法語以無法和英語台詞作區隔的國語呈現,都在無形中強化那一盞聚光燈的照明度,莫札特這個音樂頑童所處的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就這樣淹沒在黑喑中。
即便如此,導演蔣維國畢竟保留了以託喻角色「風言」和「風語」主導的開場戲與收場戲。這一來,整個謀殺案包裹在蜚短流長中,雖然未必使案情更爲撲朔迷離,卻肯定有助於釐清編劇的微言大意:命案不必當眞,因爲主題是音樂神童本人。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既然鄭重其事看待薩列瑞謀殺莫札特這個無稽之談,何以又要保留原作的開場與收煞?這有可能是一種大破大立的導演策略,但也可能是見樹不見林的改編盲點;看到改編把原作的義大利語和法語拿來跟英語一視同仁,後者的可能性或許還來得大些。薩列瑞莊重的外表與深沉的心機,固然足以和莫札特的輕浮與率直構成鮮活的對比,可是如果讓薩列瑞也稍微──只要稍微就夠了,不應該超過薩列瑞夫人「雕像」造 型的程度──表現一些「風言」和「風語」在肢體方面的風格化特色,或許比較能夠引導觀衆往大破大立的方向解讀。
導演對舞台節奏的精準掌握
忠於原作的部分才是蔣維國展現功力的所在。他在《X小姐》把敘事單薄而洋溢實驗風格的小品劇本轉化成正規的大製作,充分發揮導演的想像與創意。如今面對敘事豐富而且質感渾厚的Amadeus,他展現的是掌握舞台節奏的精準度。節奏是劇場美學諸元素中最抽象、因此最不落言詮、卻最直接影響到現場觀感的一個環節,也是導演素養的綜合表現,其要義盡在於給人一氣呵成的那種滿足感。儘管不認同舞台上的那個薩列瑞(金士傑飾),我們還是不知不覺被他的理智牽著隨他的感覺走;他感到天旋地轉的時候,我們竟然目睹景片當場旋轉起來。由於謀殺案(不是指劇本)從頭到尾都是薩列瑞的觀點,燈光(曹安徽設計)因景引情而作類似電影主觀鏡頭那樣的變化也不至於突兀。雖然一七八〇年代維也納、巴黎與義大利在政治、文化與音樂各霸一方鼎足而立的局面,在改編中幾乎涓滴不存,「天才與技藝」或「神童與大師」的強烈對比仍有可觀。特別是大體寫意而重點寫實的舞台設計(王世信),含蓄而不失生動,正是舞台整體效果的縮影。比起劇本裡的莫札特,舞台上的莫札特(王柏森飾)似乎頑性與衝勁都稍嫌不足,嗓門好像不夠尖銳,倒是康絲唐茲(莫札特之妻,左筠飾)在率性與嬌羞之間收斂自如,又有聲情搭配的加乘效果,比讀劇本的印象更精采。
罹病的愛
理性在文明社會突變成異形,竟使得熱情難有出頭天:這是本文提到謝弗在台灣演出的兩部戲共通的一個主題。如果說《戀馬狂》讓我們看到愛心慘遭文明謀殺,《莫札特謀殺案》讓我們看到的則是愛心在宮廷社會慘遭擠壓而變形。這裡說的愛都是廣義的,包括對音樂與上帝的愛,並不限於兒女私情。生病了的愛足使人無惡不作,這早在希臘悲劇《米蒂亞》Medea就有所闡明。不同的是,愛心的反義在前基督教時代是恨意,在基督教世界卻是嫉妒。愛和恨是水火不容,嫉妒則是心理機制複雜遠甚的情感,可以又愛又恨而且既不愛也不恨,關懷與無情相輔相成又相得益彰。薩列瑞在莫札特的音樂裡體會到絕對的美,絕對美的體會卻迫使他把自己定位爲上帝的死敵,用他自己的台詞來說,就是上帝需要他這個出色的庸才來確認莫札特不世出的天才─我們在他的台詞聽到嫉妒的吶喊,嫉妒的對象直指上帝(註3)。從莫札特結婚到死亡的十年間,在浪漫精神即將但尙未取代宗教信仰成爲普遍的入世情懷之際,薩列瑞體現的那種罹病的愛使嫉妒轉爲恨意,把莫札特逼入生死困境。《莫札特謀殺案》的改編之舉,仿如把合唱改爲齊唱,雖令筆者難以苟同,呈現嫉妒在基督教社會的心理機制仍動人心弦:我們彷彿看到《舊約》所述約伯的朋友(註4)三合一在新時代化身爲撒旦的信徒,名叫薩列瑞,與曾在維也納擔任皇宮首席教堂樂師的義大利音樂家薩列瑞同名。
註:
1. 巴索里尼於一九六九年改編希臘悲劇Medea,在影片中穿插人馬怪與Jason的兩場對手戲,依次呈現人馬合一與人馬解離的鏡頭,這是以希臘神話的人馬怪(centaur)象徵神話世界與文明世界之辯證關係的經典作。詳見拙作〈希臘神話的古今之爭〉,《電影欣賞》第97期,1999年2月,18〜27頁。
2. 所謂《魔笛》演出使莫札特不能見容於共濟會因而益形走投無路之說(第二幕第十四景),其實就跟薩列瑞謀殺莫札特之說一樣,並無根據,不能當真。又,謝弗在劇中把約瑟夫二世描寫為附庸風雅卻不懂音樂,這也違背史實。
3. 罹病的愛使得《戀馬狂》的成人社會有慾而無情,這種慾有所好而情無所鍾的愛,正是《仙后》(The Faerie Queene,十六世紀詩人Edmund Spenser所作)詩中「極樂園」(the Bower of Bliss)所描寫的病態愛在理智得不到感情滋潤致使性慾物化的社會裡產生的突變種。
4. 在《舊約》〈約伯記〉中,約伯有三個朋友,師心自用,妄加揣測上帝的旨意。
文字|呂健忠 東吳大學英文系兼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