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布列希最大的問題，是把古典音樂當成宗教來看待，一切屬於人的權力傲慢、墮落都不應屬於這個超俗的國度，而只有天才才配坐在上帝的寶座。在基督教式微、「上帝已死」的年代，作者以清教徒般的高道德標準，似乎拿古典音樂取代基督教空缺出來的位置，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古典音樂死了。
就在多明哥來台演唱未久，而國家音樂廳以降各種演出場所樂聲不輟，各校畢業演奏會此起彼落，而九月開學之後又有一批新的學生將進入音樂科系就讀，說古典音樂已死，乍聽實在教人難以置信，又徒增失業的恐慌，不免懷疑這又是媒體唯恐天下不亂，故做聳聽之危言。
基本上，「誰殺了古典音樂」是個偵探小說式的問題：有人死了，那麼，到底是誰幹的？從福爾摩斯到李昌鈺，都亟欲解開這個問題。
然而，在這個問句的背後，作者諾曼．萊布列希（Norman Lebrecht）肯定了兩件事：一、古典音樂已經死了。二、它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出於人為的謀害。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誰殺了古典音樂》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不啻是一份洋洋灑灑的起訴書，以慷慨之陳詞，激昂的筆調，要把謀害古典音樂的兇手給揪出來，頗有當年左拉在法國「德雷福事件」（一個法國猶太人被誣控叛國的案件）之後寫了一篇《我控訴》J'accuse的怒氣沖沖。只不過萊布列希唯恐除惡不盡，舉證不周，心中怨氣又不吐不快，居然以厚達四百多頁、超過三十六萬字的篇幅，從唱片公司、明星藝術家、樂團總監、出版商到無所不在卻又難以具體化的商業機制，逐一批判（許多還是點名批判），揭露他們浸泡在權力與金錢之中浮腫的醜陋面貌。
如果古典樂界的人利益均霑，一片「大家有錢賺，有錢大家賺」的和樂融融，萊布列希會跳出來寫這一本書嗎？這個問題無法回答，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古典音樂界不是「既患寡，又患不均」，願意聽萊布列希言之諄諄的人必然會少許多。
狗仔隊的奮戰精神
讓萊布列希如此焦急地疾呼，甚至不惜故做驚人之語的原因在於，他認為古典音樂已經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市場萎縮到前所未見的程度（市場佔有率從五〇年代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大牌藝人攫奪了不成比例的資源（一九九一年，美國樂團的支出有一半花在獨奏家和客席指揮身上，大約三億五千萬美元；卡拉揚的錄音充斥市面，一度曾達九百張之多），取巧的露天演出和淺薄的曲目阻礙了其他作品演出的機會（只要想想三大男高音的演唱會就知道），而年輕一輩的演奏家在性、權力所交織的火網下，加上唱片公司培植新人的計畫趨於保守，新秀便有如「野玫瑰」一般，在朝露之中遭摧折，能出頭的寥寥可數。長此以往，古典音樂的壽終正寢是遲早的問題。
而廣大的聽衆之所以任由這批吸血鬼似的貪婪經紀人和明星予取予求，一則是因為無知，無知於舞台背後種種齷齪骯髒、見不得人的勾當，即使有所聽聞，為了保有對藝術姣好面貌的幻覺，保有對明星的幻覺，以彌補日常生活的庸俗無味，也寧可視而不見。
萊布列希或許私心期望此書有如當年馬丁路德貼出的「九十五條異議」（註），掀起宗教改革的滔天巨浪。但是此書一出，眞的就會有發聾振瞶、讓樂壇風氣一清，甚至拯救古典音樂的效果嗎？倒也未必。
弔詭的是，作者以超強的「記憶力、英國人特有的機靈與幾近刻薄的幽默。他對台前幕後無所不知，追蹤消息頗有小報傳媒『狗仔隊』的奮戰精神。文筆雋永生動，化陳腐為神奇。時如李敖文風，用字葷素不拘，不避旁門左道，資料旁徵博引，得理處不饒人」（楊忠衡語）。饒是作者有一股「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書中種種敘述生動詳細的內幕，放在他所厭惡的商業機制脈絡下，恰恰是一段又一段讓人讀之噴飯拍案的精采八卦報導，正可滿足讀者窺探陰私的慾望，刺激了讀者對於聖潔古典音樂背後的墮落行徑的想像。萊布希特的用意雖然在抨擊商業機制奪去了古典音樂的靈魂，但這一擊恐怕古典音樂既無法承受，也很可能回過頭來增強了商業機制的力量。
「贏家通吃」的資本主義法則
讓萊布列希輾轉難安的，正是我們所熟知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結果，而受害／受益也絕不僅止於古典音樂。如果我們要譴責明星藝術家收取太多酬勞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津津樂道美國NBA球員的驚人年薪，也該想想爲什麼茱莉亞．羅柏茲的一部片酬可能平凡人一輩子都賺不到，同時也應該質疑溫布敦等各項體育賽事的冠亞軍獎金爲何差距那麼大，並要求企業的CEO （執行長）把超高薪水拿出部分來當作員工紅利。
「贏家通吃」老早成爲資本主義運作的法則了，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在實踐它，甚至樂於加大第一、二名之間的獎賞差距，讓比賽在一種接近零和的狀況下進行，以增加看人捉對廝殺的樂趣。只不過在一個有著全球規模的市場下，這個差距顯著到刺眼的地步，贏家宛若置身天堂，而技藝未必稍遜的第二名則幾乎一無所有。
技術克服了時間和空間的阻隔，讓古典音樂的市場蒙利，同時承受其苦果。雷射唱片的問世給低迷的古典市場打了一劑強心針，許多老錄音又藉著新技術還魂，但是CD不易磨損的特性，讓愛樂者缺乏意願去買第二套貝多芬的「九大」。交通的便捷使得全球巡迴演出的難度降低，讓更多的樂團得到優秀指揮的指點，但是時至今日，這已造成主要樂團的首席指揮一年待在樂團的時間少於四個月（這是NSO唯一達到國際水準的地方，前任總監林望傑也像希臘神話中誤吃石榴的大地女神的女兒，半年在地獄、半年在人間一般，他也把時間分在台北和克里夫蘭等地）。
死的不是古典音樂而是古典音樂工業
再大的帝國也有衰亡的一日，人又如何能期望古典音樂永世長存呢？萊布列希最大的問題，是把古典音樂當成宗教來看待，一切屬於人的權力傲慢、墮落都不應屬於這個超俗的國度，而只有天才才配坐在上帝的寶座，音樂總監和演奏家環伺簇擁，為他們服務，凡人則滿心虔敬，沐浸樂聲之中。在基督教式微、「上帝已死」的年代，作者以清教徒般的高道德標準，似乎拿古典音樂取代基督教空缺出來的位置，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再者，如楊忠衡在序中所指出，作者誤把「古典音樂事業」的滅亡，等同於「古典音樂」的滅亡。作者慷慨激陳了數十萬字，結果都離了題，因為他講的全是古典音樂在運作面（演奏、錄音）的怪象，而不是古典音樂的缺陷。死的根本不是古典音樂，而是「古典音樂工業」（Classical Music Industry）。古典音樂是不會死的，我們這個時代已經發展出太好的保存技術，就算全世界的樂團解散，音樂家全都流落街頭潦倒以終，他們所錄製過的所有錄音也都會保存下去。作者未必不明白這點，只是他太熟悉古典音樂「唬弄」觀衆的那一套，也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企圖喚起人們注意。
萊布列希的成功，就在於他以流暢幽默的文筆，寫出一本如此厚重，但卻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一氣呵成感的起訴書。中文譯本的三位譯者（查修傑、施璧玉、陳效眞）於此也是功不可沒，另外，楊忠衡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充實且有見地的序言，足見這篇序不是應景文字（在現在的台灣書市，寫序者肯花這麼多心力來寫序，可說是少見的美德）。
只可惜──錯字和譯名不統一的情形實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且往往「隔行恍如隔山」，同一個名字的譯法相隔幾行卻不統一的情形到處可見，譯者和編輯對此竟似渾然未覺，視而不見，實在也是靈異怪事一件。這讓筆者想到有人批評魯賓斯坦年輕時的演奏淋漓盡致，但錯誤極多，多到了把彈錯的音堆起來也可開一場音樂會的程度，與此輝映的是，把這本書的錯字和不統一的譯名集合起來，出一本小書恐怕也是綽綽有餘的。
註：
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在威騰堡（Wittwnberg）大學門口貼了「九十五條異義」反對當時的羅馬基督教，而掀起德國的宗教改革運動。
文字｜吳家恆 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