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是一齣既有可觀性,又具一些前衛性,而且不再告訴觀衆什麼才是人生正確的道路。令人覺得,正像台灣所走過的小劇場運動,年輕的一代終於找到自己的聲音,不管這聲音是否是幼稚的,頹廢的,或不具任何意義的,可貴的是不再重複官方的統一腔調。
七月到南京參加南京大學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北上,先到濟南、齊河掃墓、探親,後再訪北京。一九八一年以來,我一共去過三次北京,第一次是一九八一年到北京大學講學,第二次是一九九二年參加台灣及海外作家訪問團到北京與北京作家座談,現在是第三次,屬於純旅遊的性質。
每次相隔十年,十年變化極大,因此對北京的印象每次均與前次迥異。
因資本主義徹底質變的北京
一九八一年,大陸實施對外開放政策未久,一切還停留在封閉的狀態,譬如我住的華僑大廈,雖非舊樓,但其中一切設備均十分老舊;管理亦如此,旅客拿不到鑰匙,其中餐廳下午五點後即無飯食供應。大街上飯館很少,偶然遇到一家也髒亂得無法插足,而且絕對談不到口味。出外參觀也很麻煩,如不事先請負責單位派車接送,自己出門根本找不到出租汽車。店鋪的售貨員態度惡劣,因爲是公營,沒心情爲人民服務。過了十年,到一九九二年,我們下榻的四星級新萬壽酒店,已經與港台的新式酒店無異。街上麵的(出租的麵包車)很多,出門方便了。飯館也多起來,不致餓肚子。售貨員開始爲自己服務,熱心多了。今年,令人感覺北京正像大陸上其他城市一樣,成爲旅遊者的天堂,各種新式賓館,從無星級到五星級應有盡有。街上不再見麵的,出租汽車跟台北一樣多,按照新舊及舒適與否分成數等,從一塊二、一塊六到兩塊、兩塊五起跳的都有。飯館林立,有各種等級、各種口味。一隻上等的北京烤鴨不過人民幣五十多元,普通餐館八菜一湯,外加啤酒,七八人共食,不超過人民幣一百元(合台幣四百元)。最可貴的是舊中國時代的小吃又恢復舊觀,而且花樣繁多,口味豐美。仿冒名牌的衣物、皮貨、眞假古董等十分價廉,不過要懂得還價,要五百,可能五十就買到了。想一想這一切都是最近二十年的走資所賜,半世紀的社會主義眞是白白浪費了寶貴的光陰,無謂地消耗了人民的精力。但是還有些社會主義的遺跡,譬如人們彼此不很相信,住賓館要預交押金,以免旅客溜之大吉。如今北京申奧成功,到處大興土木,爲二〇〇八年的奧運預作準備,所殘留的一星半點社會主義恐怕難免一旦與資本主義完全接軌後就要消失殆盡了。
利用這次重臨北京的機會,我又重訪了地安門外我曾經住過一段時間的帽兒胡同的故居。那兒曾經是滿清王朝的九門提督衙門,在李安的《臥虎藏龍》一片中出現過仿製品。一九八一年我去看過一次,早就改了樣,原來門前的石頭獅子被搬到後院去。這次在後院見到四隻石頭獅子,我記憶中只有兩隻,那兩隻是哪裡來的?最令我高興的是如今那裡是中央實驗藝術劇院,還有小劇場,意想不到。
大陸的親友像以往一樣的熱情,請起客來絕不含糊,總點出超過三倍的量,非如此似乎未能盡到地主之誼。北京畢竟比較先進,剩下的菜餚主人打包帶走。外省及鄕下人則死要面子,不管剩下多少,都眼睜睜讓服務員收走,倒進垃圾筒裡去。我發現以後到大陸不能隨便打電話給親友,一打電話,就要請吃飯,不吃不行!在北京給幾位老朋友打了電話,於是也吃了幾次宴席。其中有剛退休的中國藝術硏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田本相教授,這次非要見他不可,第一我在成大指導的博士研究生需要在大陸做短期研究,要拜託田教授就近加以指導;第二正在從事電影工作的兒子想參訪北京電影學院,需要在那邊兼課的田教授介紹、安排。本來應由我做東的晚宴反倒成了客人。席上有現任話劇研究所所長宋寶珍教授和中央戲劇學院的教授,還有我的舊識──首都師範大學王景山教授。飯後田本相教授又安排我們去看了首都劇院(原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附屬北京人藝小劇場演出的《底片》一劇。
非關政治的民資小劇場
《底片》與我過去看過的大陸小劇場很不同。這個戲沒有了政治,沒有了教訓,只談愛情。劇情的梗概:現代音樂自由歌手喜多沉於幻想,她的男朋友天天總在不停地流浪,二人妄想通過想像完成精神戀愛的境界。喜多的女朋友小雨是一個純眞率直的女孩。熱情的搖滾歌手朋克愛慕小雨,卻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小雨開始並不知朋克對她的深情,偏偏愛上了頭腦瘋狂的行動藝術家馬小六。馬小六發明了一種計量時間和空間差的洗腦軟件(軟體),揚言靠此可以去除人類的慾望。雖然馬小六自言已婚,並有孩子,小雨還是不顧一切地愛上他,懷了他的孩子。馬小六無法擔負任何責任,小雨在失望之餘,走上了自裁的道路。朋克找馬小六算帳,這時馬小六才承認自己謊稱已婚,實則未婚,其實他也深愛小雨,於是在絕望中走向天堂去尋找小雨。
這個戲採用抽象的佈景,自由換場,中間穿插了流行歌曲。最特別的是製作人袁鴻原與戲劇無關,也不是人民藝術劇院的人,只因愛好戲劇,願意把自己在其他方面賺來的錢投資在小劇場上。他第一次製作了一齣有關古巴獨裁者卡斯楚的革命伙伴阿根廷革命英雄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戲,上座十分熱火,頗有贏利。該戲在走資盛行的當代,重新揭開爲無產者奮鬥的左派觀點,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有爭議,就有賣點。現在他又轉而投資於此一與政治毫不相干的愛情劇《底片》,足見他並不在意政治的主題,不過是爲了愛好戲劇,且把他的愛好轉化爲商品而已,完全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我們知道八〇年代初期,高行健和林兆華已經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小劇場開始前衛劇的嘗試,即使後來宣稱「創作自由」的高行健,那時刻的創作仍不脫政治的主題。到了九〇年代,大陸的小劇場開始轉變,像北京牟森的戲就很具有前衛性,但卻不一定具有可觀性。上海樂美勤的《留守女士》具有可觀性,又欠缺前衛性,而且仍然企圖說服觀衆有關人生態度的正確與否。《底片》卻是一齣既有可觀性,又具一些前衛性,而且不再告訴觀衆什麼才是人生正確的道路。令人覺得,正像台灣所走過的小劇場運動,年輕的一代終於找到自己的聲音,不管這聲音是否是幼稚的,頹廢的,或不具任何意義的,可貴的是不再重複官方的統一腔調。在過去,一個與戲劇不相干的人跑到國家級的劇場中來製作戲劇,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縱使你有錢投資也不成。現在雖然體制上還是以黨領政的局面,但意識形態改變了,只要你有錢,似乎無所不能,簡直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
大陸小劇場的演變與前文我所描述的北京的市面上種種的變化是一致的,正如馬克思所言:「下層社會建構決定了上層的意識形態」。
文字|馬森 戲劇學者
更正啟事
本刊第一〇四期〈「無名」的喜悦─臺北藝術大學的誕生〉一文中,第100頁第二段第一行「一九八一年,國立藝術學院在萬衆矚目下創立」,應為「一九八二年」,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