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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彬上任雖短短的一年,卻讓人嗅出NSO即將脫胎換骨的氣味。(白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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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找回燦爛的 NSO

訪NSO音樂總監簡文彬談上任一週年

我對NSO的感情是從艾科卡時代開始,當時我還是學生,NSO的每一場音樂會我都會來,因為他們每一場都是燦爛的。當時節目單也做得很好,這就是形象,在我腦海裡NSO就是這樣的印象。我不僅要找回以前的NSO,還想要創NSO的第二春。我回來就是為了這個,願意與他們一起努力,不是權位吸引我,而是我對這些人的感情。

我對NSO的感情是從艾科卡時代開始,當時我還是學生,NSO的每一場音樂會我都會來,因為他們每一場都是燦爛的。當時節目單也做得很好,這就是形象,在我腦海裡NSO就是這樣的印象。我不僅要找回以前的NSO,還想要創NSO的第二春。我回來就是為了這個,願意與他們一起努力,不是權位吸引我,而是我對這些人的感情。

頗受矚目的年輕指揮家簡文彬在接任NSO—週年之際,正逢NSO、實驗合唱團與實驗國樂團將併到由甫成立的財團法人基金會管理,而NSO更傳出將解散重組的消息。本刊將藉由這個機會,請簡文彬談談這一年來與樂團相處的心得及對管理樂團的想法。

要不要先談談上任這一年來與團員相處的心得?

這個團就像我上任之初所說的,是很有潛力的樂團,但是這十幾年來每個人都說它很有潛力,但一直被說很有潛力不是一件好事,這表示它的潛力沒有發揮,所以我們就要找出潛力沒有發揮的原因。原因,當然是很多,樂團創團之初,藝術總監艾科卡爲樂團打下根基,之後瑞士籍的許耐德帶過一年,之後,就沒有了。直到三年前林望傑上任。這八年的空窗期,他們就像是無人理會的小孩,原有的素質漸漸地失落,就像現在人人常批評的樂團紀律,團員或團方也曾想要振作,試圖爲自己定位與體制的問題努力,但沒有足夠的資源與強有力的領導,帶著他們往前,直到三年前林望傑、副團長黃奕明,才開始有心做一些事,後來也因許多因素,而未竟全功。

從去年七月,樂團交到我手裡,時空已不可同日而語,現任團長朱宗慶的做事風格,是一位帶著大家往前衝的人,這對樂團是一個契機,就像是現在立法院希望NSO、實驗合唱團與實驗國樂團三團能在短期解決十幾年來的問題,這是好事,應該把握機會。

十五年來首次演出全套貝多芬

據了解,今年NSO有計畫演完貝多芬九首交響曲?

在我音樂生涯一路走來,發現貝多芬九首交響曲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曲目,這個樂團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只有德國指揮柯尼希曾在暑假時練過這九首,之後也只有Richard Braunstein練過,但都沒有整體的規畫。事實上對很多樂團來說,這九首交響曲是屬於基本曲目,但是對NSO而言卻不是。然而這九首交響曲在西洋音樂史上有指標性的意義,對貝多芬也是如此,對樂團來說更是如此,因爲他們是沿襲海頓、莫札特的古典風格,轉變至後來的浪漫樂派,這都可在這九首交響曲中清楚看到。整個以系列的方式來訓練樂團,將有很大的幫助,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就像是古代皇帝剛接位時,都會帶兵打仗立下威名,這就是很多指揮剛接樂團時都要做的第一件事。然而這個樂團十五年來從未做過這件事,不能再等了。不過,這個想法也不是現在才有,在三年前我就想過;當我還是客席指揮時曾與團員聊到,之後兩年擔任首席客座指揮,我才開始與樂團頻繁接觸,在選擇曲目上也尊重我的意見,林望傑當時也曾建議我演奏貝多芬,當時我曾說,這是音樂總監才能做的事,因爲這訓練的成果是總監與樂團間的默契,於是我當場拒絕了。後來,他也演奏很多貝多芬的東西,但還是缺乏規畫,有可能是時間的關係。

今年九月的五場貝多芬系列,除了交響曲之外,也演出貝多芬五首鋼琴協奏曲,明年三月還會再演一次,但會移師全省巡迴。爲何我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爲拉圖與維也納愛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但他們的目的是錄音。

你有沒有想過也用錄音的方式?

我在想,錄音有沒有意義。

NSO最可惜的是他們一直沒有錄音,如果可以趁這個機會做紀綠,兩年或三年後,樂團成熟時可以回來聽聽現在的聲音,這是蠻好的一件事。

但是這錄音是要販售還是收藏?如果是收藏,我們每一場音樂會都有錄音,只是都沒有好好地規劃。現在有可能做現場錄影,之後壓片,詳細的細節還需要討論。像拉圖他爲了錄音,到處演,而且是用小編制。

這是仿古編制?

沒錯,我就蠻欣賞這樣的事,就像是我的樂團演出時,樂團擺設的位置就是在仿古。

爲求好聲音?

我想好聲音是見仁見智,因爲還是有人習慣聽高音至低音一條線的立體聲,這只是我對我的想法負責,因爲我覺得很多作曲家寫作時都有考慮到實際的情況,不僅是音樂會形式演出,像歌劇也是一樣,都有很多種擺法。如果我們仔細看現代作品演出,像是理查.史特勞斯、阿班.貝爾格的作品,都可以看到。我將第一、二小提琴分開,中間是大提琴,然後中提琴,第二小提琴在另一邊,在史特勞斯與貝爾格很多作品中,弦樂都只用一個四重奏,編制常常是兩把第一小提琴、中提琴與大提琴,完全不用第二小提琴,這是實際的東西,因爲第二小提琴根本不坐在那,他們是坐在另一邊,所以他們有這樣的考量,其餘這四者都是集中在同一邊。管樂也是如此,比方說木管會走上舞台演奏,連從哪個方向上舞台,作曲家都會寫得很清楚,一看就很清楚當年音樂會實際演奏的情況,也可以想像這與音樂實際演奏(Performing practice)是有關係的,不只是把曲子寫出來而已。我曾接觸一些現代作曲家也都有這樣的概念,會要求樂團的擺法;有些作曲家就無所謂,或許這些不在乎的作曲家,自己也無法掌握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所以也不知道到時進入聽衆耳朵是什麼聲音。

水乳交融的合作經驗

在你上任這一年來,已與許多獨奏家合奏過,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

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擔任音樂總監這段日子,而是一九九七年的九月與NSO合作的那一次,那次我是代打,原來的指揮Lutz Herbig剛好生病,當時我正好與他住在同一個城市,樂團打電話給我。那場的曲目是葛利格的鋼琴協奏曲,鋼琴家是Yakov Kasmann。其他曲子雖然沒有獨奏來得吸引,但那場音樂會的音樂非常有生命力,第一首是《被出賣的新娘》序曲,下半場是楊納傑克的Taras Bulba,這首曲子是當年台灣首演,可是很奇怪,這首鋼琴協奏曲樂團也演過很多次,但是那一次獨奏與樂團的表現可以用水乳交融來形容,但又比水乳交融更多,其實我與Kasmann彼此都不認識,他來台灣我們才碰面,但是從排練到演出,感覺很一致,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到現在都沒遇到超越那一次的經驗。

去年十一月與俄國鋼琴家的合作就很可惜,第一次排練時實際上是最好的,不管是他的情緒、我及樂團,三方面的配合都非常好,然後開始走下坡。也許這場的曲目對樂團來說接觸不是那麼頻繁。這首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我自己也練過,所以很熟,也與其他鋼琴家合作過,而這位獨奏家有許多自己的想法,這對我們來說也不是什麼難事,我們可以配合他。很可惜是在當天音樂會時,獨奏家釋出的訊息與排練時差太多,整首曲子變得一點章法都沒有,糟到讓我不知該怎麼辦,無法預料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當然合作時總會尋找一些對話,但是在台上卻一點關係都沒有,實在很可惜。

紀律管理就像音樂

在你上任這一年來,樂團行政人員有所變動,這顯示出管理樂團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談談你對樂團管理的想法?

我們的行政資源實在太少,編制內的行政人員只有六位,其餘都是行政助理,他們自嘲待遇不如工讀生,但他們也在樂團待了一段時間。我覺得行政人員除了要有專業藝術行政的能力外,還必須有積極的態度,我無法容許有人告訴我,我不是學音樂的,所以不會寫文宣或新聞稿,以這種理由來推託,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強調樂團是演奏音樂,表現要有音樂性,在嚴格紀律中尋求柔軟,就像是音樂中的節奏是有規律的,要講求主動與負責,就像是音樂會開始前,可以先在台上練習,或是燈亮後出場,都沒關係,但是當你在台上就是巳經在表演,這就是音樂性的表現。

這也是管理樂團的概念?

沒錯,整個來說這就是音樂性,這是表演、樂團形象的包裝,有一次陳必先與國內樂團合作,音樂會後很多人到後台跟她恭喜,她說:「沒有,彈錯很多音,眞的很不好」,團員:「可是音樂很漂亮」,這時她突然冒出一句:「彈錯很多音就沒有音樂了。」在這個時代能夠講這樣的話,眞是很難得,第二天排練我就跟團員講這個故事,音樂最重要的是紀律,因爲音樂是時間的藝術。

我每年暑假都要負責遴選學生的工作(編按),可聽到許多學生的演奏,可是總有人以樂器不適或各種理由推託演出的狀況,可是聽衆不會想要知道這些理由。然而樂團一散漫就完了,有一次我在台下聽NSO的演出,台下坐滿觀衆。會後,我告訴團員,這兩千個人長大之後絕對不會來聽NSO,因爲觀衆已經覺得音樂會很無聊,有受騙的感覺,他們怎麼可能再來?這樣我們如何培養我們的觀衆,如何培養我們的樂團,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演出是不能出錯,每出錯一次就失去一些資源,長久下來就沒有了。

樂團重組非萬靈丹

我對NSO的感情是從艾科卡時代開始,當時我還是學生,NSO的每一場音樂會我都會來,不僅是台北,甚至基隆我都會去,因爲他們每一場都是燦爛的,當時節目單也做得很好,這就是形象,在我腦海裡NSO就是這樣的印象。我回來就是爲了這個,不僅要找回以前的NSO,還要創NSO的第二春,願意與他們一起努力,這不是權位吸引我,而是我對這些人的感情。

最近立法院通過財團法人基金會的決議,有意將NSO解散、重新招考,你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事情從發生到目前爲止,從來沒有人徵詢過我的意見,我也沒被要求發言或給意見,當時我人在德國,此事也是從網路新聞上得知,爲何解散、重組,也沒有人問過我,但我覺得這是不智的做法。很多人從小學樂器,學小提琴的,一定要變林昭亮,學大提琴就要變馬友友,學鋼琴比較好,有很多人可以變。好啦!大一點之後,知道音樂有室內樂、管弦樂合奏,至少知道不只有林昭亮、馬友友,還有其他選擇。再大一點知道自己有沒有可能成爲林昭亮或馬友友,也有較多選擇的機會,開始選擇適合自己的路,可以選擇獨奏、教學或進樂團,所謂隔行如隔山,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但都有其特質。樂團,不是三、五好友或是槍手樂團,上台燦爛一下就辦得到的。固定的樂團,一定會有其風格、有一定的規矩,每個人都有擅長的位置,必須各司其職,這都是經驗的累積,管弦合奏的能力,是學校老師教不來的,這也是台灣目前音樂教育所缺乏,如果老師本身是有經驗的樂團團員,才能將這種經驗傳承下去。

我曾跟團長朱宗慶提過建教合作的事,他非常贊成,樂團目前人數還未滿,有時爲了大型曲目需要,可以讓學生提早接觸職業樂團,提早訓練重奏(ensemble)的能力,讓學生爲進社會提早準備。樂團現在有許多優秀的第二部人員,這都是多年來累積的經驗,整個樂團而言,它也有一個默契在,如果解散、重組,等於是要重頭再來一次。我覺得要先弄清楚,爲何要重新招考,應該要有強力的理由,身爲這個樂團的音樂總監,我根本不想做這樣的事,目前很多事都是默默地在做,去年十月開會時,我曾提出如何提高樂團的演奏水準,我希望是以現有的團員來提升,目前我也在整理步伐要走出去,現在有十 五位藝評委員,慢慢定出樂團的標準,開始解決一些事情。做事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都要用考試,可以人性化的處理,因爲目的在於提升,但完整的機制是需要的。

我也借助一些外力,邀請國外樂團首席與樂團合作,吸取別人的經驗,但是最主要還是在我們自己。

編按:簡文彬現為太平洋音樂節的常任指揮

 

採訪整理|賴惠娟 本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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