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匈牙利導演薩伯（Istvan Szabo）相當關切「在藝術之上，是否還有更高的價值」這個主題，他於二○○一年執導了《一個指揮家的抉擇》Taking Sides，描寫國際重量級指揮家福特萬格勒面對紐倫堡大審的經歷，透過電影敘事重新思考了在納粹政權下，成為納粹文化象徵的福特萬格勒，到底有罪無罪？

在政治夾縫中，尋找音樂的空間？

福特萬格勒，是納粹時代德國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儘管很多人舉證他在行動上反納粹，譬如偷偷援救猶太音樂家、幫他們偷渡到瑞士，在希特勒生日的音樂會上，堅持對希特勒不行舉手禮，還振振有詞說：「拿著指揮棒行舉手禮，會戳瞎希特勒的眼睛。」

但是福特萬格勒卻在希特勒當政期間，擔任文化部的特別顧問，繼續坐擁指揮大權，生活優裕，還在希特勒生日時幫他舉行慶祝音樂會，此外，他跟納粹可惡的文化部長、以及其他若干主導文化宣傳的納粹官員關係密切，這是否意味他其實跟納粹有某種曖昧的關係，以至於他能坐穩音樂寶座？

面對審訊，福特萬格勒談到自己抱持的立場一向是藝術與政治應當徹底分開，他負有提升音樂水準的責任，因此他只能選擇在如此艱困的處境中，利用政治模糊地帶從事反抗，譬如說，在希特勒生日那天指揮音樂會，他就辯稱：「不是生日那天，是前一天，那是貝多芬之夜。」對自己沒有像克倫貝爾、華爾特等指揮家一樣逃離德國到美國尋求庇護，他說：「他們當然該走，他們是猶太人，可是，德國終究是我的祖國。」福特萬格勒一再表達自己在希特勒當政期間，堅持藝術與政治分開，努力在政治夾縫中，尋找音樂的空間。

「福特萬格勒式的政治」

但負責審訊的少校，卻完全不相信他真的如自己說的可以讓藝術跟政治切割、徹底無關。少校根據若干私下訪談拼湊出來的資訊，推衍出「福特萬格勒式的政治」是：「你之所以在一九三三年被托斯卡尼尼點名去美國接他的棒，卻不肯出國，絕對不是因為你被納粹陷害（有一種說法是，當美國盛邀福特萬格勒，納粹得知後，立刻邀福特萬格勒做文化顧問，這使美國認定福特萬格勒支持納粹，於是取消邀約。）而是因為你不敢離開，你怕從此被人遺忘，被卡拉揚取代。為何你留下？為何你繼續指揮？因為你嫉妒！」

當福特萬格勒聽說這「嫉妒」的罪名，感嘆道：若「嫉妒」這樣的指控，真能羅織成罪名，有那個音樂家沒有罪呢？終究這是一種人性必然會出現的弱點！

可是，萬一真的有「嫉妒」，而且這嫉妒力量大到足以被納粹利用，又怎能說它只是一種「人性弱點」，而不是「政治」呢？

福特萬格勒面對審訊時談到他留在德國的初衷：「我信仰音樂，我相信我們可以透過音樂呼喚自由、人道與平等。」福特萬格勒最後一次跟少校對談時，也說：「我認為我可以透過音樂製造奇蹟，天才可以透過音樂製造出來的影響力，遠勝過千萬凡人。」可是少校聽後立刻譏諷：「是啊，那些把人送到煤氣室的人，邊殺人邊聽貝多芬、布拉姆斯呢！」再說：「希特勒自殺以後，納粹選你指揮布魯克的『哀樂』悼念希特勒。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他們認為你可以代表他們。」

在藝術之上，人類還有更高的價值！

電影最終是一段紀錄片，特寫著福特萬格勒在跟文化部長禮儀性握手後，偷偷拿手帕擦自己的手，來表達他那「模糊地帶的反抗」。

音樂、藝術真的偉大到可以成為跟納粹妥協的正當理由？有沒有可能那妥協所造成的象徵意義，使音樂、藝術蒙上了陰影？誠如少校所說，希特勒自殺後，他們找福特萬格勒指揮哀樂，是因為他們認為他代表了納粹！是否一九三三那年福特萬格勒就該運用托斯卡尼尼製造出來的情勢快快離開，即或不能，也該就此退隱藏才，等不義的世代過去，再出來為藝術之美效力？

薩伯透過電影舊事重提，或許是想提醒已度過二十世紀、進到十一世紀的我們——身為藝術的愛好者、美的追尋者，在被藝術深深感動的同時，不能忘了，在藝術之上，人類還有更高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