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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扮戲團的銀髮演員演出生命的歷練。圖為《高砂館》排練現場。(張鎧乙 攝)
專題

生命的陪伴,歲月的故事

老人劇場在台灣

八月時,兩廳院推出由台南人劇團演出的台灣新劇經典《閹雞》,劇中幾位出身老人劇場的銀髮族演員如吳煥文等,舉重若輕地就演出這齣戲的寫實氣氛,令人動容。而十月份上陣的另一齣新劇《高砂館》,更是邀來以口述歷史為主的老人劇場團體——歡喜扮戲團擔綱,令人更期待這些銀髮演員的表演魅力。到底老人劇場為何動人?這些銀髮演員如何在舞台上綻放丰采?且聽在國內一手帶起老人劇場的歡喜扮戲團藝術總監彭雅玲,為我們細說從頭——

八月時,兩廳院推出由台南人劇團演出的台灣新劇經典《閹雞》,劇中幾位出身老人劇場的銀髮族演員如吳煥文等,舉重若輕地就演出這齣戲的寫實氣氛,令人動容。而十月份上陣的另一齣新劇《高砂館》,更是邀來以口述歷史為主的老人劇場團體——歡喜扮戲團擔綱,令人更期待這些銀髮演員的表演魅力。到底老人劇場為何動人?這些銀髮演員如何在舞台上綻放丰采?且聽在國內一手帶起老人劇場的歡喜扮戲團藝術總監彭雅玲,為我們細說從頭——

《高砂館》

10/17~18  19:30 

10/18~19  14:30 

台北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INFO  02-33939888

「像我們這種教養的,是不可能做這種事的。」彭雅玲笑著回憶起第一次在排練場和老人工作,他們保守拘謹的姿態,至今還深深印在她腦海。「起初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對待老人,我和卓明穿著簡便排練服,很隨意地坐在地板上;他們卻盛裝打扮,女生穿旗袍絲襪,男生穿西裝領帶,頭髮抹得油油,走進來嚇了我們一大跳,害我和卓明一直拉身上的短褲,連忙搬椅子給他們坐,好像自己很不得體;接下來,有人打瞌睡,練習時要他們躺在地上,就有人抱怨頭暈、血壓高。」那是一九九三年,彭雅玲開始推動老人劇場,台灣第一個老人劇團「魅登峰」在台南成立。

在這之前,彭雅玲其實是台灣第一代小劇場運動的大將,在經歷過一場場前衛的、視覺性的、風格化的、各種主義、形式的演出後,她發現內在匱乏空虛,「作品無法和生命連結」。於是,她放逐自己,負笈英國鑽研最前衛的肢體表演,卻在外國人眼中看見他們對來自台灣演員特質的欣羨;老師的一席話,更讓她回頭思考劇場的意義,「他說你沒有辦法在國外學表演,因為表演是文化性的東西。」於是,一九九一年返國後,彭雅玲嘗試說自己的故事,從小最愛聽老人說故事的她,透過口述歷史的田野紀錄,在年長者的生命經驗裡,一步一步發現她想要做的劇場,也從中尋回了自己。

陪伴老人重新走過生命記憶

一九九五年,「歡喜扮戲團」繼「魅登峰」之後成軍,彭雅玲首度將口述歷史運用在劇場演出中,「台灣告白」系列作品,邀請老人們演出自己的記憶,讓更多人看到在這塊土地上發生,「離你不遠的歷史」。彭雅玲說,當劇場中上演的內容都是從一個生命經驗豐富的人身上取材時,既不需要手法技巧去編撰,也無須舞台聲光的裝飾,因為真實,自然動人。「重要的不是故事是否曲折離奇,而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感受。」然而相對的,劇場工作者需要花的時間、付出的耐心卻更多。

就像歡喜扮劇團位於台北天母的排練場裡,參與演出的長輩們每逢周末都從北中南各地聚集在這裡,一起上課、剪裁故事與演戲,也一起生活、煮飯、打地鋪睡覺。彭雅玲堅持每齣戲親自訪談,從培訓、排練,到搬上舞台,通常需要三至五年的時間。她強調,訪談的過程,勢必觸碰到許多心中的痛,「當一個七、八十歲的人把他的生命交在我手上時,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陪他一個片段、一個片段地回憶,然後舒服面對。」

彭雅玲印象最深刻的,是劉蕉妹一路從怯懦到勇敢的歷程。「她剛開始都躲在旁邊不說話,感覺像是被強迫來的,等很久很久才說自己的故事。」蕉妹講的是客家童養媳的傳統,她四個姐姐都送人了,只有她留在家裡。二十歲時,她決定嫁給外省人,但在客家習俗中,寧把她剁碎餵豬吃,也不允許她嫁。所以,結婚當天,沒有一個親友來參加婚禮;出嫁後,也沒有男性長輩帶她回娘家。父母去世時,她沒見到他們最後一面;蕉妹大哥臨死前,也沒答應她回家。直到最後,蕉妹的親人一個個走了,卻沒有人帶她回去。

《台灣告白系列六:我們在這裡》演的就是蕉妹的故事,彭雅玲發現,這部戲演出後往往沒有太多掌聲,卻有許多觀眾在黑暗中不肯離去,還有人哭得久久不能自己。之後才知道,在客家村有很多女性都是童養媳,這齣戲演出了「她們多年不敢說的心聲。」透過戲劇表演,回溯生命的過往,也有戲劇療傷的功能。另一齣戲《台灣告白系列七:母親》,則是彭雅玲把故事都準備好了,卻沒有人願意來演。彭雅玲表示,每個人和母親之間,都有很多錯縱複雜的情感,說出來好像是種大逆不道的冒犯,她能夠諒解大家有不同的原因選擇缺席;最後,她保留了故事,找其他演員來演,發現大家都有類似的故事,便很快激起了共鳴。

替老人拿掉身上的包袱

歡喜扮戲團的團員來自福佬、外省及客家三個族群,平均年齡都在六十五歲以上,最年長者更高達八十六歲高齡。許多老人在經過劇場洗禮後,都有很大的轉變。彭雅玲說,訓練老人演員站上舞台,跟一般演員是完全相反的方法;一般演員的訓練是「加法」,不斷灌注各種技術和技巧,直到他發展出作為演員的各種可能性來;但對於老人則是「減法」,「年長者都經過歲月雕琢,只是無形的包袱很多,我們的訓練就在幫助他們把身上的包袱拿掉,讓他們找到原來的自己。例如有些人從小家教是不能唱歌跳舞的,但當自我漸漸展露時,就像閃閃發亮的鑽石、珍珠,所展現出來生命的厚度,正是跨越語言與文化藩籬,不管在哪個國家,面對何種群眾都能讓人動容的原因。」

老人劇團和一般劇團最大的不同,就是經常面臨生離死別,因為隨著時間流逝,團員也會一個個的離去。「蔡益山給我上了第一堂的生死課。」彭雅玲說。一九九五年底發現罹患膀胱癌的蔡益山,隔年頻繁進出醫院做化療,當時沒有手機,所以蔡益山都到電話亭打電話給彭雅玲聊天。有時化療做完非常痛苦,蔡益山就會蹲在電話亭旁打電話給彭雅玲說:「老師,妳再說一遍,我是你的男主角給我聽,好不好?」彭雅玲總是會很大聲地回應他說:「蔡益山,你是我的男主角,你不可以死喔!」

而奇蹟似的,一九九七年,劇團開始排練以蔡益山故事為主的《台灣告白系列三:台灣查埔人的故事》時,蔡益山也帶來了好消息,他的癌細胞全部消失了。於是當年十月,他站上國家實驗劇場當了男主角,之後更到英國、美國巡迴演出。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獲知這齣戲將在千禧年受邀到紐約演出前夕,蔡益山卻悄悄地走了。「早上才說要活久一點,下午就得知蔡益山過世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噩耗,讓彭雅玲驚覺生命的無常。

「做老人劇場,讓我相信生命,它就像春夏秋冬,可以掉到谷底,又回升。」和許多人一樣,彭雅玲也怕老、怕死,但透過聽老人說這些故事,她想要證明:生命的韌度是很強的。「我要跟所有跟我說故事的人說謝謝,因為他們帶給我的比我給他們的還要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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