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九○年代初期，出身優劇場（優人神鼓的前身）的劉守曜召集一票同年齡的青年才俊（包括黃誌群、李小平），橫衝直撞做個人表演，甚至和小劇場導演陳梅毛、裝置藝術家侯俊明合作「驚世駭俗的裝置展演」。那是一間名為「台北尊嚴」的茶藝館，位於師大對面一家畫廊二樓，由藝術家開設。侯俊明做了一個長條形的屋子在中間，貌似陽具，打開之後劉守曜就躲在裡面，穿著鳳冠霞被和丁字褲。旁邊鋪有沙堆，疊上一個個圓形石頭；石頭中央擺著兩束假髮，如同陰道的視覺效果。現場懸吊生肉，還找來唱片業的朋友做音樂。

從實現自我到正視現實的劇場路

那是年少輕狂的劉守曜，「那時候很瘋狂，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他說：「年輕的時候，我定的目標是『實現自己』。」身為年輕劇場工作者，當年劉守曜的表演、創作之生猛，確實令人印象深刻。學過舞，當完兵，考大學時因為剛好碰上換教材，只好進補習班蹲了一年。考上外文系的那個暑假，劉守曜說：「很閒，因為不用去成功嶺，就跑去參加劉靜敏創立優劇場之前的工作坊。結果主題是貧窮劇場，葛羅托夫斯基（Grotowski）的身體訓練……比當兵還苦，嚇死人了。」這是劉守曜的劇場震撼初體驗，也開啟了他接續三年待在優劇場的紮實訓練。

其後，他負笈歐美，踏遍鈴木忠志、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理查．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等大師工作坊，累積豐富的訓練與表演經驗，繼續努力「實現自己」。表演、競賽獲得的好成績，在在回饋他過人的努力與天分。回到台灣，他則重新思考：繼續專注於表演和創作，之於「實現自己」，在台灣還有多少空間、高度，可以前進，可以生存？於是出現了擔綱製作的劉守曜，出現了開始看見產業生態現實難處的劉守曜……。「真的就是到了不同年齡，會出現不同的階段目標，對自己來說，是不同的挑戰。現在必須顧慮更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如何保留其中一點點的理想性，可能就是我現在考慮的問題。」

演出、創作之外，曾經任職藝文媒體的劉守曜，在文字工作外也擔任演出製作；大量和國外創作者合作，也從事策展工作。二○○四年接掌舞蹈空間，催生一向擅長的跨界製作外，也邀集不同國家、跨領域的藝術家，來台舉辦論壇與工作坊；累積國際合作經驗，更對周遭國家的發展軌跡有所觀察。近年他推動較多大型案子，也擔任大量評審工作。從文建會扶植團隊到三重圖書館的兒童演講比賽，都有他的身影參與其中：「前兩年，每年都看超過一百場國內的音樂、戲劇、舞蹈、社區、戲曲表演，也更了解整體生態。然而，越了解，越發現自己真的無能為力。站在不同距離觀察，看見很多結果是由各環節共同造成，你自己一個人做再多也沒用；就只好，微笑。」語畢，他攀上高音大笑，卻帶著藏不住的無奈。

他舉一個兒童說故事比賽為例：「菁英教育」培養出來的小朋友，穿著短短的西裝褲上台，一站出來就比畫手勢高喊「領袖」！歌仔戲團老師協助打點的演出，讓小朋友各自以草莽架勢上台亮相，演出「救母」橋段；還有相聲團體教出來的滿口京片子……各型各款都有。「你會覺得好可怕，因為太多、太混亂，讓人無法輕鬆說出『這就是多元文化的現象』。比較樂觀地說，是一個過程；但其中完全沒有比較清楚的『觀點』，讓人不禁反問小朋友的學習，是只學形式？還是純粹為了開心？」

喜劇調性來自面對人生處境的態度

故事到這還沒結束，「我以為評完回家，就掰掰了。沒想到第二天接到電話，說比賽結果讓其中一組參賽者非常不滿，跟主辦單位投訴，宣稱要發動網友聯署抵制……我心想：『喔，果然是台灣……。』後來他們仍然維持原先比賽結果。幾個月後，我又接到電話：『老師，你們評選的親子組和小朋友去台北縣比賽，都拿到第一名喔！』我說：『好，謝謝你。』心裡無從高興起，只覺得很無奈。」

十多年過去了，站在表演藝術產業生態鏈的不同環節，劉守曜不停轉換視角觀察，卻發現這些層層進逼的結構並非短時間就足以改變；受到現下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競爭關係和生存方式，也顯得更加殘酷。劉守曜不諱言：「從前純粹當創作者時，懷抱比較高的理想只想往前衝；後來轉做藝術行政，然後再回來演出、創作，多少會比較了解兩種思考之間的平衡點，以及創作者面對生活碰撞可能出現的問題，或者，所謂『和社會之間的距離』。」

相對於此，隨著人生所見風景不同而轉變的心境，也同時投射在創作裡。劉守曜說：「我自己之前的創作比較沉重，當然現在想表達的東西也不會太輕；然而，面對的態度跟以前不太相同。我真的很想呈現一種現代人的處境：『哭笑不得，可是你又無可奈何，那，該怎麼面對？只能開心地活著吧！』這是我到中年之後，才比較出現的一種處世態度。也可能是人生走到這個階段的反思，以微笑面對種種荒謬處境。」講完，他又高聲大笑。

最後一片拼圖：寫實表演

一九九七年的《愛比死更冷》，是劉守曜上次發表的個人導演作品。十多年過去，表演、創作、製作經驗都很豐富的他，十一月將執導創作社的《愛錯亂》，這次他放下自身擅長結合肢體動作與戲劇表現的創作手法，著手工作語言性強的文本。從近年對個人表演脈絡的反芻出發，以寫實表演為底；而隨著人生進程有所轉變的心境、態度，也讓他一反過去作品較為嚴肅的風格，大步邁向喜劇調性，要帶領觀眾一起，笑看人生。

然而，他坦言：「之所以回頭做文本，是因為這幾年再回頭看自己對表演的研究，好像有一塊空缺，就是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或者說，所謂寫實主義的表演。後來發現，它的確能夠填補我在表演實務經驗和理解歷史脈絡上的缺口，幾乎可以說是拼上了最後一片拼圖，清楚完成整體的輪廓。透過近年對於寫實表演的研究，幫助我了解自己身上累積的，這些六○年代方興未艾的劇場實驗概念——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想要得到的東西、以及想要反叛的東西。」

其實，從早年的《夜長夢多》、《無可奉告》，到重新演繹莎劇文本的《瘋狂場景》，身為演員，劉守曜早已巧妙運用寫實表演技法，呈現角色、工作語言。在今年五月才演完的《少年金釵男孟母》中，為了兼而捏塑角色的外在形象與內在肌理，他大量閱讀民國初期的資料作為功課，同時嘗試如何轉換檔案，使之內化進入表演風格。隨著重新整理自我表演版圖的實踐過程，他開始站在更全觀的位置；於是，當身分切換成為導演，他刻意選擇「文本」為目標，工作之前較未觸碰的創作領域，也透過這個形式，提出寫實表演之於自身的心得和想法。

完成年輕時的未竟之事

早在大前年，創作社就找上劉守曜，談今年的創作。思慮周密的他，不斷提出新點子，也每隔一段時間就自行否絕。因為想要「做文本」、「做自己對寫實表演的想法」，中間一度幾乎敲定演出三島由紀夫的作品《薩德侯爵夫人》，然而最終卡在版權問題，只得作罷。幾經波折的製作過程，並未造成劉守曜太多困擾；跨界合作的豐富經驗，讓他催生作品更開放，以「有機生產」的丟接方式，同時和其他三名不同世代的編劇群一起工作，為戲注入更多豐富的可能性。

劉守曜說：「這次創作真的是在發展中成長，所以我一開始也不那麼清楚，但漸漸覺得，想要談的東西，表現在調性或角色深度上，都和自己的生命經驗密切相關。這些過程，也是在找自己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看哪種方式最適合，而自己又是個怎麼樣的人。這些年，我有意識地觀察周邊現象；但並不很有意識該怎麼往下走。然而經驗這些過程，我覺得人變得比較安靜，想回來做一開始想做、或年輕時想做但還沒完成的事情，現在可以比較安靜地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