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的角色與戲劇情境太過簡化:何時與憲在的面貌模糊不清,對生命與社會的態度,以至於面對現實而生的痛苦掙扎也太過表象,如強說愁緒一般的做作。
表演工作坊《快樂不用學》
7/18 台北 國家戲劇院
《快樂不用學》裡,賴聲川在檢視自己為何創作時,說:「我發現我的注視就在周遭,這麼多追尋快樂而不得其門而入的朋友們。」劇中的何時與憲在就是這樣的人。
何時雖然有心理學學位,有個「快樂學」講師的工作,但她的生命因為沒有值得努力的目標而顯得空虛,她也因此極不快樂;憲在汲汲營營於世俗的成就,但屢遭挫敗而不快樂,更無法擺脫家族的陰影。兩個不快樂的人,活在一個多數人都不快樂的社會裡,自然不會有甚麼可能。但,何時的生命因為繼承了頭城海邊的一幢老舊洋房,而有了個大大的轉彎:她認識了自己的家世,見到了自己的母親(水兒),並且和她一起經歷了一趟時空旅行,收到她來自過去的聲音(禮物)。
關切台灣當下 卻過於簡化
何時的出現,為被自己的父親(也就是何時的祖父)囚禁經年的水兒,找到了一個(暫時)脫逃的出口,而水兒的出現,也為被自己的執念所拘禁的何時,開啟了解脫的可能。最終,水兒雖然還是回到了她被囚禁的密室,但手上多了個何時留給她的錄音筆,也因此可以藉由口述記錄(創作)得到精神的自由,何時則辭去「快樂學」講師的無趣工作,成為一個專門輔導中輟生的社會工作者——找到一份真正有意義的工作。簡言之,她們都不必上過「快樂學」的課,就都找到了快樂,也因此——快樂不用學。
雖然戲劇情境與角色類型不同,但從兩部作品處理的素材而言,《快樂不用學》可以被視為導演二○○三作品《亂民全講》的姐妹作,兩者都以台灣人民的生存狀態為題,兩相比較,應該可以讓我們對《快》劇有更清楚的認知。
在《亂民全講》劇中,導演以類型化的角色與超寫實的情境,描述社會與人們的不安焦慮,但又不強作解人,保留了許多曖昧的空間,讓觀眾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劇場呈現對照反思。相對來看,《快樂不用學》將可能落於空泛的快樂主題,實踐於比較寫實的角色與戲劇情節當中,少了曖昧,卻沒有更多可對應現實情境的辯證思考。
《快》的角色與戲劇情境太過簡化:何時與憲在的面貌模糊不清,對生命與社會的態度,以至於面對現實而生的痛苦掙扎也太過表象,如強說愁緒一般的做作,憲在的回聲一角,有情境喜劇的趣味,卻沒有真正挑戰過角色本身的存在,另一個關鍵角色水兒,無邪天真的象徵意義當然十分清楚,但一個可怕的悲劇被處理成平淡無味的浪漫傳奇,前世今生的連結,理應是充滿困惑、驚奇、悲喜交雜的情境,而不應該只是歡樂的台北一日遊,和簡單的一枝錄音筆。
助人=快樂 教條的戲劇呈現
在當下的社會情境下,「快樂」其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人的慾望、社會公義、貧富落差、族群衝突),但筆者可以理解編導以簡馭繁,穿越表象的繁複直指簡單核心的用意。因此,他最終讓何時找到一個再簡單不過的答案:以無私的奉獻,超越現實的拘束,找到快樂的真諦。
且先不論何時轉變為一個社工人員的發展是否合理,只是,將中輟生輔導工作的選擇,等同於快樂的追尋所獲,無論是就全劇的戲劇性或社會意義而論,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這不僅只是複製了一般人對所謂社工人員的刻板印象、理所當然的想像,或某種教條的(青年守則第十條「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戲劇呈現,我們更必須要問:何時的不快樂對應了什麼樣的社會現實,與中輟生的社會處境有什麼關連,中輟生與社工人員的快樂或不快樂,在編導的心中有多少分量?以簡馭繁會不會只是便宜行事?消費社工人員(和中輟生)的疑慮,真的只是小人之心的曲解?
快樂不用學,但這些問題不能不問,否則快樂會永遠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