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中的四位女主角,在《我和秋天有個約會》以夢中相會的形式重聚。(表演工作坊 提供)
當年《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中的四位女主角,在《我和秋天有個約會》以夢中相會的形式重聚。(表演工作坊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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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來 經典廿載

情懷《我和秋天有個約會》

作為香港一位具代表性的劇作家,杜國威選擇不迴避《春天》的光環而讓《秋天》迎向面對另一個時機、另一批觀眾和另一種劇場發展狀態的挑戰,是他對香港戲劇「感情之所在」,亦見其對香港劇場的承擔。他把《秋天》視為對香港話劇團和觀眾致意之作,這份情意直如劇中小蝶在養子Danny(即死去的鳳萍之子)身上投射對姐妹的懷念。

作為香港一位具代表性的劇作家,杜國威選擇不迴避《春天》的光環而讓《秋天》迎向面對另一個時機、另一批觀眾和另一種劇場發展狀態的挑戰,是他對香港戲劇「感情之所在」,亦見其對香港劇場的承擔。他把《秋天》視為對香港話劇團和觀眾致意之作,這份情意直如劇中小蝶在養子Danny(即死去的鳳萍之子)身上投射對姐妹的懷念。

香港週《我和秋天有個約會》

11/23~24  19:30   11/25  14:30

台北 新舞臺

INFO  02-26982323

要談《我和秋天有個約會》,很難不先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春天》在香港戲劇發展史上有不能取代的位置和意義,作品首演於一九九二年十月,是當年「亞洲藝術節」(此節現已停辦)的焦點節目之一。電影導演高志森在首演後於報刊發表文章,說《春天》這個以四個夜總會歌女的情感,牽繫六○年代到九○年代時代曲歌壇,甚至是「透視了社會面貌」的作品,是「難得一見的好劇本」。他亦讚揚演員能演能唱,認為作品有能力和條件成為「長壽劇目」。

《春天》在首演不到一年後即重演,當時製作者「香港話劇團」仍是官方轄下的團隊,能夠在短時間內策動重演,可見市場反應之熱烈;也的確有很多觀眾是因為《春天》而接觸劇場,一時間,「看話劇」成為了熱潮。兩年後,《春天》的電影版上映,票房大收兩千多萬港幣是一時佳話。高志森把對劇本的欣賞付諸於進一步推廣和發展,他當時製作的電影主要是喜劇,而對普羅大眾觀影心態掌握的準繩,令其不少作品(包括《春天》在內)迄今仍為人津津樂道。

應運而生的《春天》

《春天》在香港回歸前推出,作品充滿強烈的懷舊色彩,六○年代的歌曲貫穿全劇,單看劇本文字也感覺到整體氛圍的凝聚力很強。四個女子在那年代闖蕩夜店歌壇本身就很有傳奇性,杜國威筆下隱去了這些具獵奇色彩的元素,而她們的歷史是如何,家庭背景怎樣,為什麼要在夜店工作的種種有關過去的提問都不重要,只強化了姊妹間當下的情誼的刻劃——這可能呼應了很多評論常會提及其劇本的特色,是很少有黑暗面,說的都是好人好事——然而,作為所謂「九七劇」其中一個不能跳過的文本,《春天》說的「好人好事」其實是讓觀眾重新發掘、認知和確定那種一直潛藏的香港精神:守望相助、同甘共苦、「有粥食粥,有飯食飯」。

的確,劇本要對應的「當下性」,即是當時香港人要回顧的「打拚的歷史」,而同在九○年代初這段時期出現的香港電影如《新難兄難弟》、《九二黑玫瑰對黑玫瑰》等也有相近的情結。懷舊是本土意識探索的重要反映,為九七前香港人對身分認同的提問,而喜劇這形式則把當中的不安與焦慮,轉化為(未知如何)面對的能量,在確認的同時亦透過自我調侃紓解這種情緒。如蓮茜、露露、鳳萍三人爭取機會讓新人小蝶可以唱壓軸歌曲一場,背景是一九六七年因暴動政府下令宵禁,致使原來唱壓軸的名歌手未能上場——社會事件的「不安」卻為小蝶帶來了成名的契機。

《春天》的四朵金花一方面為生活上的未知(社會不穩影響歌廳生意、走埠東南亞為找更多機會)而打拚,但卻在未知的焦慮中介入姐妹間玩樂的喜劇情節,如她們剛知道鳳萍要離港走埠(而鳳萍亦因此在越南遇難),是透過一場牌局來緩解當中的不安,危中有機、笑中有淚是杜國威的看家溫情本領,《春天》儼如是示範作,也為帶著不安的香港觀眾跨過九七這關口。

延續迄今的「魔咒」

另一重要的嘗試是音樂劇的形式。雖然《春天》的嘗試只能說是音樂結合劇場的模式,但這形式在當時香港的原創劇來說是尚在摸索階段,《春天》的背景設定一方面讓音樂元素的介入順理成章,而音樂創作人鍾志榮也把情節的推進和角色的情緒狀態與曲詞緊緊結合,像主題曲「夜闌人靜處,響起了,一厥幽幽的saxophone……」就是小蝶和愛人家豪重逢的點題作。音樂與戲劇的有機連繫開拓了原創劇的新面貌,令《春天》為香港劇場邁向多元發展前(以藝術發展局於九○年代中支援多個小型專業劇團為分水嶺)寫下重要一章。

往後尚有很多以「春天」為名的多項產業在不斷衍生,包括舞台劇製作、電影甚至是電視劇,影響力之大令杜國威也在《秋天》的場刊中以「魔咒」來形容《春天》,說他後來「絞盡心緒編了無數劇本,但觀眾仍不想忘掉《春天》」。事實上翻看《秋天》觀眾的部落格,有人以為是以原來四朵金花的班底重演,亦有難忘廿年前與朋友同看《春天》,的確,應該再沒有如此時機、形式和人脈的「巧合」能讓一個作品煉成吧——懷舊題材回應身分危機、音樂劇形式成功挑戰原創話劇的主流、本地團隊和演員的專業性在經十多年醞釀後讓人刮目相看——種種造就了《春天》成功的同時,亦註定讓《秋天》很難抽空而論,而其成績亦很難不與《春天》相較。

向前看的《秋天》

然而向前看畢竟是重要的。作為香港一位具代表性的劇作家,杜國威選擇不迴避《春天》的光環而讓《秋天》迎向面對另一個時機、另一批觀眾和另一種劇場發展狀態的挑戰,是他對香港戲劇「感情之所在」,亦見其對香港劇場的承擔。他把《秋天》視為對香港話劇團和觀眾致意之作,這份情意直如劇中小蝶在養子Danny(即死去的鳳萍之子)身上投射對姐妹的懷念。但Danny畢竟是年輕的新一代了,他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不能只活在前人的影子下。杜國威的心事在《秋天》中昭然若揭,即使《秋天》不能撇掉讓四朵金花透過夢聚同台出現而令觀眾覺得有所安慰,但故友向小蝶說的一句「忘掉我吧」,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這也是編劇希望觀眾(和自己)也要放下《春天》這包袱迎向《秋天》這新挑戰。

這次《秋天》在精心設計下出現,顯見「香港話劇團」的多種對應策略在發揮作用。首先是以流行歌手張敬軒打頭陣,他飾演的Danny是這次劇作的主角,與露露的兒子Bobby的兄弟情延續當年姐妹情的框架發展,卻在當中尋索新的可能性。張敬軒的人氣讓所有場次爆滿,而的確隨著劇場節目的增加和專業性的不斷提升,觀眾對戲劇的要求亦有所不同,有明星助陣的《秋天》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票房的壓力,也令作品的新貌較容易被突顯出來。

另一方面是《秋天》去掉了某種時代的痕跡,觀眾未必能夠如《春天》很準確地找到其時間的座標,但這模糊性卻為《秋天》帶來了更大的想像和演繹的自由。這對演員、導演和觀眾來說或許是較「公平」的,否則《秋天》很容易就會成為「後九七」的雙重懷舊:一方面是懷未回歸前的《春天》的好,另一方面是念《春天》裡的香港精神,兩者都仍然走不出《春天》的「魔咒」。不過,《秋天》這種銳意挑戰的精神,說到底還是很「港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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