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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演作品;《草民》,趙小剛編導。(劉長龍 攝 北京舞蹈學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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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術+演出 打造新品種藝文交流

在北京看三地舞蹈院校「跨藝.舞動無界計畫」

由北京、台北、倫敦的舞蹈學院/舞蹈研究機構聯合舉辦的「跨藝計畫」今年來到第三屆,主辦單位與地點在北京舞蹈學院。這個活動含括了舞蹈學院的學術研究、教育過程,創作演出更是重要的載體和成果展現,但真正的意義,落實在來自三個地區的人馬合作上述三項活動時的交流互動。過程中不無扞格與磨合,但也看到在共同工作下開啟的創作與身體可能性。

由北京、台北、倫敦的舞蹈學院/舞蹈研究機構聯合舉辦的「跨藝計畫」今年來到第三屆,主辦單位與地點在北京舞蹈學院。這個活動含括了舞蹈學院的學術研究、教育過程,創作演出更是重要的載體和成果展現,但真正的意義,落實在來自三個地區的人馬合作上述三項活動時的交流互動。過程中不無扞格與磨合,但也看到在共同工作下開啟的創作與身體可能性。

剛落成啟用的北京舞蹈學院劇場門口,一張海報吸引人們的注意。這張海報上的照片異於校園其他角落的演出海報,沒有神采飛揚的軍服歌舞團員,也沒有衣帶飄揚、狀似仙女下凡的民間舞場景。兩個年輕的女舞者,一身濕淋淋的衣衫,閉上眼睛,張著嘴如同尖叫——水花濺滿她們四周,她們身上淺淺的浮水印寫著:光與水。

這是由北京、台北、倫敦的舞蹈學院/舞蹈研究機構聯合舉辦的「跨藝計畫」(Artscross/Danscross)創作匯演現場。這天,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是三天中的第二場演出,來自三城的十位編舞家各自推出十分鐘左右的小品,內容是他們在過去三週密集與廿八位舞者一同發展出來的。至於舞者們,全部來自北京舞蹈學院青年舞團/研究所和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所。

「光與水」為題  三地編舞與舞者激盪演出

走進劇場,第二場和前一天首演稍有不同。舞台上方多了一紅色布條,上面大剌剌寫著:「2012中關村金秋演出季跨藝.舞動無界:光與水」,在漆黑偌大的舞台上格外刺目。開場的第一支作品《完動物》(Robin Dingemans編)也是布條。兩片布幔從高空垂下,寫著「改變」、「生活」、「死亡」、「奴隸制」、「政治學」、「奧林匹克」等字樣,有如一副門聯,中英各表。舞者在布條前方折疊衣服,說話或繞行舞台。舞台的龐大顯出舞者身體與動作的渺小。

接續上場的是中國編導趙小剛的《草民》,五位台灣舞者如土偶般,整齊劃一、晃蕩移動,隨著後方持古琴者的琴聲,顛仆、離散、聚合。有趣的是,彈古琴的舞者是一位在台留學的義籍白人。華裔編舞家駱佩玲的《河流》,讓舞者在台上變換各種表情,彷彿用臉跳舞,可惜表現力被大舞台吞沒殆盡。北京舞蹈學院現代舞中心老師張元春的《眾水與聖言》標榜了編創者對基督教的嫻熟,雖無具體敘事,劇場意味卻非常濃厚,也是到此為止最貼合「光與水」主題的創作。台灣編舞家蔡慧貞的《匯流》回到單純身體語彙的表現,光影表現與舞蹈動作細膩熨貼,為上半場畫下一個純舞蹈的句點。

下半場的《北京水桶布魯斯》由Rachel Lopez de la Nieta編創,是前一晚首演的最大驚奇。兩男兩女,四只水桶,一聲「水!」舞者把腳踩進水桶,頓時與Blues樂曲交響出一支即興小調,旋即又一聲「光!」頓時燈光大亮,女舞者隨性擺動,男舞者將水桶裡的水澆灌在她們身上,觀眾席果然如首演般一陣騷動。正當演到後半段舞者腳拖著乾涸的水桶顛簸步行時,舞台突然暗下,距演完還有一段落卻戛然而止,令人錯愕。

緊接上場的《對他說》對當地觀眾是一亮點。舞者之一是青年舞團的優異演員馬蛟龍,身體技巧和表現力都驚人,搭檔的兒童舞者則是一名聽障者,兩人在麥可.傑克森的歌曲中共舞,默契頗佳;亮點二,這支作品是在京奧開幕儀式中摔傷的舞者劉岩所編。任教北藝大的吳易珊編創的《離境》,以舞蹈結合幾米的詩作英譯朗讀,光源成為追憶和前瞻的憑藉。萬素編的《向莫言致敬》為民間舞的變種,穿著金色短褲背心的舞者舞動著巾扇,配合不斷出現的長衫投影,傳統意味濃厚,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間存在何種關聯,有賴觀眾自行心領神會。演出的壓軸,是二○一一年跨藝在臺北藝術大學舉辦時,以《搞不定》驚豔全場的布拉瑞揚和八位男舞者的《勇者/北京2012》。這支長約十八分鐘的作品高潮,是結束時八個舞者站在台前對著觀眾高聲喊出自己是誰,來自何處,之後手牽著手,圍成一圈,在雄渾的進行曲中跳起原住民傳統舞蹈,氣勢飽滿而動人。

當天稍晚,我們總算得知《北京水桶布魯斯》中斷演出的理由:由於表演須在台上潑灑大量的水,劇場管理人員擔心壞了地板,在第二場演出前放了一大片墊子保護地板。沒有人告知編舞家和舞者。演出到一半,一位女舞者不慎滑了一跤,作品只能匆匆結束。幸好那位舞者受的,只是無法完成一場演出的傷。

從學術研究、教育到創作演出  打造三地交流

隔天早上,我來到這次北京跨藝計畫的負責人,北京舞蹈學院副教授、教務處副處長許銳的辦公室進行訪談。

前一日剛辦完連續八小時的學術研討交流,晚上又主持第二場演出,許銳顯得有些疲倦。他提到,由於曾參與前一年臺北藝術大學的跨藝,加上這一屆的觀察,他對台灣、中國的舞蹈教育/創作者面對「傳統」的心態與實踐很有些想法,可惜跨藝計畫的特殊性,使得周邊庶務龐雜,加上教務處常態工作,他無暇多作分析,在研討會上發表。

跨藝計畫確實非常特別。含括了舞蹈學院的學術研究、教育過程,創作演出更是重要的載體和成果展現,但真正的意義,落實在來自三個地區的人馬合作上述三項活動時的交流互動。

這個計畫成形於二○○四年。當時許銳前往瑞士洛桑參與一場全球芭蕾舞團與舞蹈院校的論壇,結識論壇主持人、英國Middlesex大學教授克里斯多夫.班納曼(Christopher Bannerman)。班納曼對中國舞壇發展相當有興趣,雙方隨即洽談合作的可能,更在○七年北京舞蹈學院赴英培訓時,進一步訂下中、英合作內容。

身為北京舞蹈學院最早一批攻讀舞蹈理論的學生,許銳深知學術研究在整個中國舞蹈環境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作交流、演出很簡單,但如何讓學者參與、觀察、記錄舞蹈創作,不讓學術和創作「各幹各的」,在許銳看來,是北京舞蹈學院投身跨藝計畫的最大訴求。

○九年,跨藝計畫首度在北京舉辦。八位來自中、英的編舞者在半年內分三到四組,至北京與十七名通過徵選的年輕舞者工作。十六名舞蹈研究者則對不同創作者的工作方式、創作風格進行觀察、訪談、記錄,最後以演出和論壇發表成果。

對照此次跨藝在三週內完成創作、觀察、發表,○九年拉長戰線的做法自然更適合研究者取樣觀察,不過,龐大的時間、金錢、人力成本,讓跨藝從第二屆起改弦易轍,讓編舞者、舞者、學者在三週內「短兵相接」。

北藝大爭取主辦  透過參與為自己「增能」

第二屆還有一個更大的變化——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正式參與,成為跨藝第三方。

引薦自由編舞家參與跨藝計畫的獨立製作人葉紀紋,扮演中介的角色。年輕時便赴拉邦舞蹈學院習舞,近年積極投入英國的東亞編舞家經紀工作,當獲知跨藝計畫這個獨特的學院交流計畫後,她建議班納曼邀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參加,倫敦—北京—台北的三方串連於焉成形。

台北加入的第一個改變,是時任舞蹈學院院長的平珩為讓更多老師和學生投入這個大型跨國交流活動,爭取二○一一年跨藝(正式更名為Artscross)由國際交流經驗豐富的北藝大舞蹈學院舉辦。

平珩分析,跨藝三方各有不同能力和需求:Middlesex以「ResCen表演藝術創作研究中心」參與,對文化背景的觀察、創作和評論間的關係較有經驗;北京的舞蹈理論近年開始起步,教學著重古典舞和民間舞技巧訓練;北藝大的學術與創作實務經驗,則正好介於兩者之間。儘管近年系所的國際交流不少,但是,「到這個階段的交流,應該是通過合作,知道彼此的獨立看法,衍生一些新的認識。」平珩強調,「在這樣的合作中,知道自己的優勢,也知道哪些地方還須『增能』,是我們參與跨藝最大的原因。」

在平珩眼中,北藝大舞蹈學院面對跨藝的優勢,首先在經驗豐富、反應靈活的高效能行政團隊,「要做國際交流,背後的行政有很多細節,如果細節處理好,很多事情都會順利……我們做的,是讓表演和藝術家很快進入狀況,無後顧之憂。」所謂細節,落實下來是:來自不同國家的編舞者有沒有足夠的舞者可用?學者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觀察、分析創作過程?事前規劃一旦變動,能否及時應變?進劇場後,技術團隊能否因應不同編舞者的需求提供協助?

至於,怎樣的編舞者、舞者適合參與跨藝?平珩的考量顯然更回到教育者的初衷。她以兩度邀請的編舞家布拉瑞揚為例,布拉在台北跨藝時的作品用到一位北京舞者,由於中國舞者的訓練著重技術性的傳統舞蹈,這名舞者開始時完全不知道舞蹈可以即興,「跳了三週後,他知道身體是有本能的,可以用自我意志跳舞,表演上的改變非常大,我們看了都很感動。」平珩笑說,「所以才覺得今年一定要再讓布拉去,在那個環境裡丟更大的石頭,讓他們有更不同的想法。」

對學生舞者來說,參與跨藝的壓力不小,收穫和成長也格外驚人。一個舞者可能同時跳兩到三位編舞者的作品,必須在三週內密集排練、應付不同編舞家的要求,還要面對和不同國籍的人們工作所遭遇的文化衝擊,「但是,舞者經過這些會增加自信。我們的舞者不比人差,但容易沒自信,可能是島國島民的原因……讓學生獨立出去,跟人互動才會知道自己不一樣在哪裡,對他們的未來也有長期助力。」

翻譯困難與聚合不夠  交流內涵有改善空間

回到北京跨藝的倒數第三天,也就是第二場演出稍早的白天。

此刻的主角是近廿位學者專家。他們聚集在舞蹈學院的一間會議室,輪番上場報告自己的觀察心得與分析。

事實上,這個九小時的論壇有如整個跨藝活動的縮影。來自西方的學者以肢體表達、中國詩畫表達他們置身中文環境進行觀察時所面對的困惑(以及試圖解惑)。現場的聽眾多為北京舞蹈學院學生,即便安排了同步口譯,戴上耳機的他們卻一臉疑惑。口譯者對於舞蹈不夠理解,許多專業學術名詞頓時成了一串稀里糊塗的刪節號。

輪到中國學者上台發表時,顯然外國學者也無從經由口譯理解同行的觀察結果。台灣學者們多半精通英文,有的發現口譯問題後,乾脆自任翻譯,先中後英地發表意見。不過,音響偏偏出了問題,刺耳的噪音不時噴出,遮掩了話語。

對這群學者來說,「翻譯的可能或不可能」成為過去這幾天的重大議題。怎樣的語言才能令交流成為可能?不只是中文與英語需要翻譯,北京普通話和台北國語間,同樣存在著翻譯問題,就像編舞者吳易珊說的:「雖然聽懂彼此的語言,但對同一個東西講法不同,我們怎麼知道西紅柿其實是番茄?」

學者們討論的方向也大致如此。他們好奇編舞者用怎樣的語言推動舞者的身體,也好奇舞者的反應是否準確翻譯編舞者的意念。有時,翻譯的問題更具體地表現在,某個英國編舞家氣呼呼地抱怨,他的翻譯根本無法把他的要求正確傳達給他的華人舞者。

而交流的不徹底,成為某些編舞者和舞者的遺憾。蔡慧貞提到,「有些學者走進來看我們工作,有很多問題想問,比如我們怎麼思考『光和水』?但我們要工作,他們只能走進來記錄、離開。」

吳易珊則希望和其他編舞家交流,「看別人怎麼工作,有些討論學習,才叫交流,才叫cross。現在缺乏gather(聚集)的機會,比較可惜。這些過程都是需要安排,不是自然就會發生的。」

北藝大的義籍舞者Mauro Sacchi在論壇現場飛快地發表一段談話後便趕往劇場準備演出。他的意見是,舞者也有自己的主體性和感受思考,而非只在整個活動中扮演被動的被觀察者。

兩天後,在最後一場演出結束後的派對上,台灣學者團的林亞婷記錄道,許多舞者在派對中大哭,因為過去三週辛苦的排練和日以繼夜的彩排。

一位參與者告訴我,進劇場時也有編舞家大哭。她和舞者需要的技術協助一直乏人聞問,這位參與者居中協調後,總算有技術人員提供編舞者需要的道具,但這位技術人員強調,「我幫你是因為我們是朋友,上面沒要我們這麼做。」但其他需求呢?一位中國舞者說,「一定要請人報到上面才有用。」

透過共同工作  舞者開發更多可能性

一個新品種的院校交流計畫,本來就會經過難產期、適應期,一如創作探索新方向必經的蒙昧階段。然而,不同角色、不同國家的參與者,究竟從這樣的計畫中得到什麼體會?又有哪些收穫?

剛從瑞士返台任教於北藝大的蔡慧貞認為,看到舞者跳出與以往不同的表現,是最讓她開心的。她以一位主修民間舞的舞者為例,這位舞者原本毫無現代舞經驗,「身體動作一直有種秀氣、矜持的美,然後蹲下去胯也不夠開,在工作過程中,我一度覺得自己是產婆,要把難產的小孩從陰道裡拖出來……」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位舞者「腦筋開了,身體就敢勇敢地拋出去。看到她拋開那些約束和價值,把自己拋進舞伴懷裡,那一刻我真的很難忘。」

吳易珊則對中國舞者身體的高度技術性和企圖心印象深刻:「這邊的轉化、模仿、吸收很快。他們有太多人才可以做這件事情,所以追得很快。就像我之前在廣州教課,用心的舞者會無比熱情地發問,又有很好的先天條件,面對想要的就追去了,沒有任何害怕與包袱,那是很可怕的力量。」

今年,最後一次跨藝計畫將在倫敦進行。屆時,演出將在夙負盛名的舞蹈搖籃「所在劇院」(the Place)舉行,四屆累積的成果透過演出正式在倫敦公開發表,交流活動底下各較高低的競技性勢所難免,期待「增能」後的舞者、編舞者、學者們,在這場規模前所未有的跨藝計畫中,得到自己想要的收穫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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