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北大地震發生後創作的《放屁蟲》，透過荒謬劇般的情境，對日本社會的無力感提出深沉省思。應臺北藝術節之邀，《放屁蟲》將於八月中旬來台演出，本刊趁此機會，專訪編導此劇的日本新銳導演神里雄大，一談個人走上戲劇之路的歷程與創作《放屁蟲》的思考。
臺北藝術節《放屁蟲》
8/17～18 19：30 8/19 14：30
台北 水源劇場
INFO 02-25289580轉192
神里雄大（Kamisato Yudai），一九八二年生於秘魯共和國的利馬市，但出生半年後就回到日本，所以並不會說西班牙語，對於南美也不熟悉。二○○三年四月，當初在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就讀的他，為了要演出自己的作品，於是組了一個劇團，而團名的由來只是因為他向岡崎先生借錢組劇團，所以他認為出錢的人可以有權力命名，於是劇團就因此命名為：岡崎藝術座。二○○六年神里以《被抓住尾巴的慾望（しっぽをつかまれた欲望）》一劇，參加鈴木忠志所主導的「利賀導演競賽」獲得最優秀導演獎，他是這個獎項史上最年輕的得獎者。二○○九年神里的劇本《剃頭先生（ヘアカットさん）》入圍「岸田國士戲曲獎」。二○一○年，他的作品《舊型冷氣機（古いクーラー）》入選成為東京國際藝術節公開甄選節目之一。二○一一年，他的作品《放屁蟲（へこき虫）》更成為東京國際藝術節自主製作的主要節目之一。除了劇場創作之外，近年來神里也涉及小說、插畫、新詩等等的創作。
《放屁蟲》在日本東京國際藝術節演出時的劇名是《紅與黑的膨脹半球體（レッドと黑の膨張する半球体）》。他對於這個劇名所作的說明是：一八一二年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突然出現一個半球體，這個半球體靜靜地持續膨脹，它把周圍所有的東西全部吞蝕，因此沒人看過這個半球體的真實樣貌，但是這個形象卻深深植入了原住民的腦中，成為了當眼淚乾枯後的信仰對象。
Q：為什麼要以戲劇的形式來創作？
A：進大學前我一直是喜歡玩棒球的，但是後來知道自己無法成為職業棒球員，所以進大學後就參加了樂團。但是卻又覺得不來勁，後來我就進了劇場。對於觀眾來說，一個人（演員）站在我們的面前，是擁有一種別的媒體——諸如電視電影——所無法擁有的影響力，所以說以戲劇的形式將演員呈現在觀眾面前，是一個非常直接的形式，所以我想要以這樣的方式來創作。
Q：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導演？
A：在我的生活當中，我常常會去觀察人（演員），然後會覺得很想為演員做些什麼事，所以我就選擇以一個導演的身分來說我想說的話。
Q：在你的劇場生涯中，影響你最大的是哪一位導演或是哪一部戲？
A：與其說是影響，不如說「可以常常讓我有自我意識的覺察，並且能成為我參考的對象，而且會不斷給我一種原動力，讓我覺得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想辦法超越他」，這個人就是——鈴木忠志。對我自己來說，我並不會想要標新立異地去做跟別人不一樣的事，其實我不懂戲劇，甚至連寺山修司我都不太了解，我只能理解鈴木忠志的一句名言：放下你的腰，重心放低，踏實地自然而處不是很好嗎。（腰を落としとけばいいんだろう）
Q：在你的生活當中，你如何去累積創作素材？
A：在我頭腦清醒的時候，我會不斷地去觀察人，然後把我所觀察到的人，像是照鏡子一樣地去反觀自己。我常會被問到：「你到底是在什麼意圖之下寫出那樣的劇本？」其實我只是不喜歡已經被預設並且協調完整的東西，例如「這樣做會比較有趣」之類的公式化的作品，或是大概會猜得到接下來會如何發展的劇情。雖然這種作品會讓人感到安心，但是我總覺得少了什麼。我覺得如果可以讓觀眾讀不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進而產生緊張感與臨場感，這樣的戲才會讓觀眾覺得有趣。
Q：這次的《放屁蟲》一劇最初的發想是從哪裡來？
A：老實說最初《放屁蟲》一劇的發想，是當我在一邊看著電視，或是在一邊看著什麼東西的時候，然後一邊放屁，「噗」一聲真地放出屁來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啊～！我真的只是一個屁。」最初的發想真的是從這樣開始的。
Q：主要是想要探討什麼事件嗎？
A：要我在這裡說出想要探討什麼事情，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這個劇名只是用來取笑自己，如此而已。
Q：想要傳達，或是給予觀眾什麼想法呢？
A：總之我覺得，觀眾就是經由演員的身體進入一個入口，然後到達出口，我希望觀眾可以有這樣的感覺。
與其說是希望觀眾在看完戲之後能夠有所思考，我反而是希望來看戲的人產生思緒混亂的感覺，接下來他再猛然地意會到「嗯？原來如此～～」這樣的結果。我希望看完戲之後觀眾不是馬上覺得「有趣！」而是「有趣嗎？」。
其實「有趣」或是「無趣」對我來說，不是很在意。
所謂「有趣」，是由於每個人在各自的生命範圍內所發生的經驗，而產生的感覺。那如果是從我自己到目前為止的生命經驗中去感覺「有趣」或是「無趣」的話，我就必須想到導演所在意的出發點，而不是為了滿足觀眾的感覺而進行創作。
Q：在劇本裡面看到有關父母親、土地、國家等的符號，這些事物在你生命中是怎樣的存在，你如何去看待？
A：我覺得父母親對我來說是一種自我良心的意象；土地對我來說就是我自己本身，同時也是讓我自己變得姿態憔悴、外表貧乏的東西；而國家對我來說是一種虛構的幻想。
Q：這個作品第一次公開演出是在日本東北大地震發生半年後的二○一一年十月，這個作品與大地震有連結的關係嗎？大地震對你來說有怎樣的影響嗎？
A：當然有很大的影響。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我必須要更加明確地去了解我創作的內涵，我覺得，日本的凋落的確是一件不可抹滅的事實，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得不更加地以謙虛的心來面對一切。
再者，我覺得我開始產生了一種懷疑的想法，那就是關於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否必定要取得一定的距離。
所以如果沒有發生大地震，這個作品就不可能會產生，但是這個作品並不能說是只為了地震而專門創作的。
Q：排練的過程中如何與演員工作？
A：我的劇團只有一名演員，通常我會找劇場自由演員或是跟別的劇團借演員。我覺得演員最重要的是態度，所以真摯地面對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演員要如何正確地使用身體，在我看來，演員一定要抱著必死的覺悟，才能站在舞台上。在必須要好好地與舞台上的一切取得良好溝通的狀態下，絕對不能一邊體驗一邊進行。演員對於未知的狀態、空間、時空，如果不能抱持著一顆畏懼與尊敬的心是不行的。在排練的過程中我常會激發演員去思考，讓演員非常活潑地自由討論，並且在過程中我會要求演員用自己的身體來進行回答，讓演員可以試著用身體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Q：是什麼原因讓你繼續做創作？
A：戲劇演出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一件事，它讓我覺得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喜歡觀察人的身體，也就是觀察人，也許這就是讓我繼續創作的理由。
Q：有什麼想對台灣觀眾說的話嗎？
A：這是我第一次到台灣，我覺得我們彼此之間一定會有很多的不能認同或是無法理解的地方，但是請不要馬上就把我趕走了，請讓我們試著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