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透過一對兄弟的回顧與生活雜碎，《死亡紀事》呈現的是父親的一場葬禮。這葬禮又其實只是作者高明且真誠的伏筆。整場戲，兩個兄弟（哥哥就由導演高俊耀扮演）在處理喪事的折衝、妥協、認命、隨俗與喃喃的詛咒下，終而迷失在一片墳場森林的暗黑中。這樣有些魔幻寫實的處理，基本上，又是不離開現實的，而且是中低階層的生活寫照，這形成了這齣戲的主調。若說是以台灣的後街人生為背景，我們很可能就直接聯想起黃春明或王禎和的小說情境。但，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是，編導高俊耀是馬來西亞華僑，這戲的背景也在他馬來西亞的家鄉。

冷戰結構性因素下的「他者」

那麼，從台灣的後街到馬來西亞的後街，存在著怎樣的關聯，會是我們首先想去初探的事情。近十年以來，由於進步學院與民間知識圈的推動，東亞視野被重新提出來討論，其前題恰在於：消解冷戰封鎖下，泛亞洲社會長期以來只能以單一面向的美／日價值，作為反共前哨陣線的位置取向；這高度反映在文化冷戰的狀況下，形成對於亞洲自身的自我矮化與遺忘化，以及彼此的陌生化。

這樣的視野，同時提出了如何省視亞洲內部第三世界的迫切性。比較概括地說，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找到了如何去看《死亡紀事》裡頭的小人物的歷史感。

也就是在這樣的理解下，這位一輩子生活在馬來西亞後街裡的父親，以一介小人物死後的喪葬事宜，讓我們有機會去看見老一輩馬來華人的生命漂移，其實並非與我們的生命經驗全然無關的「他者」；相反地，是冷戰的結構性因素，形成這樣的父親，被迫成為我們生活感覺中的「他者」。

《死亡紀事》的演出，吸引了此地年輕觀眾的目光。這是令人振奮的，因為這是醒思亞洲視角的另類出口。在這一點上，編導的社會企圖自然是很關鍵的。也就是高俊耀的創作觀裡，反映了他的現實主義觀點。但，推到一種歷史與現實的構造面時，卻又缺少了對於華人在馬來社會複雜問題的直面批判。這當然並不一定是創作者必須要去達成的目的，但，必將成為更深化討論此劇時的期待。

喪禮背後的生存探問

面對這樣的期待，同時兼編、導、演於一身的高俊耀有他的說法，相當貼切地寫在演出小海報上。這段話說：「沒什麼偉大的理由，只不過是想，好好地說，然後理解，那狠狠逮住自己的什麼是什麼。」接下來，我們發現，原來那狠狠逮住高俊耀自己的，就寫在他接下來的一席話中：「沒什麼偉大的理由，只不過是想，好好地看待自己與每一個他人的細小連繫，如此，構成了社會。」

這裡，敘述了作者的寫實劇作觀背後，埋藏了一條線索。這線索，經由戲裡兩位兄弟的敘事複頌被表達無遺。兄弟，以馬來華人後裔的身分焦慮地相互質問，這到底是「種族的、國家的、宗教的、傳統的、家庭的……」糾葛或問題。這相互質問，更多是拋給觀眾的質問。很顯然地，這就非常有意識地在拉出這戲的主軸：《死亡紀事》到底記的是何等事？話說從頭，戲中這喪禮有一吃重的插曲，即是父親死後，竟有代表國家正式標記的回教組織，登門拜訪並聲稱父親年輕時已皈依回教，並有回教姓名，因此，得以回教方式處理他的後事（包括安葬方式）。

整齣戲環繞在這個主軸下，看似如編導所言：「扛著屍體，記錄一場苛問存在的荒謬之旅。」然則，這荒謬並非無跡可尋的為荒誕而荒誕。更多的是，對於馬來西亞後殖民社會的反思。理由是：在殖民階段，英國政府為壟斷並鞏固其統治權，除了承認馬來文為國家語言，馬來統治者為建制化君主之外，更認同回教為國教的政策。這樣的馬來優勢化，一直是民族獨立後的統治方針。亦即，在馬來權貴階層與英國資本之間，未曾脫開的緊密關聯。

表現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存

當然，《死亡紀事》並不是為這樣的結構性觀照而創作的作品。但，它點出了在這樣的後殖民情境下，因為去殖民的無法或無能徹底，留下了坑坑巴巴的碎言碎語，就由戲中這件非常具庶民代表性的喪禮，來穿插中下階層華人家庭，如何在國家意識的宗教規訓下，為求生存而想方設法讓自己也成為國教的一員，卻又留下種種難以收拾或解答的荒謬印記。

這是一齣用俚俗的表相，來探索深刻認同問題的戲碼。雖然，敘事的節奏總是壓過情境的鋪排，但也因此加深了戲的荒謬感。因此，《死亡紀事》表現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存。又或說，是小人物的生存之道：細瑣雜碎中有一種生命的韌性。

這韌性是身分的追索，更有階級問題現身的可能性。只不過，編導顯然對於探索身分認同的荒謬，來得比階級的實然和應然，更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