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馮勃棣，劇場人稱「Birdy」，不論你對他的印象，是從二○○八年起，連續三年出現在台北文學獎劇本獎名單上，妙語如珠的「馮勃棣」；或是那名穿著帽T，以魔術穿插單人脫口秀，唱作俱佳、毫無冷場的「MC Birdy」；五月即將上演的《Dear God》，無論是關注主題、敘事策略、語言風格，都將讓人看見不同面向的馮勃棣。

以《我為你押韻—情歌》廣為小劇場觀眾熟悉的他直言：「很多以前的觀眾覺得我好笑。這次如果抱持這樣的期待來看戲，可能會嚇到。但如果真的被嚇到，也很好。」

《Dear God》是「我和神的碎碎念」

一直聽說馮勃棣常常生病，他說：「小時候一年住六次院，長大三年住一次。」二○一一年，就在住院期間，因為邀稿緣由，他邊躺在病床上，邊專心研讀《聖經》。受邀的劇本「愈看愈不敢寫」，卻在內心反覆詰問「人神關係」，讓《Dear God》於焉成形。

本身有宗教信仰的Birdy坦言，思考人神關係，內心衝突不斷。因為母親的緣由，Birdy從小就進入宗教信仰的世界。直到高中叛逆期，開始出現質疑；高三下，用他的話說，是「陰錯陽差，自己真的決定信了」。就讀大學期間，信仰的腳步仍然走得虔誠。直到念了戲劇研究所，內心的質疑愈來愈大聲：「我從來不懷疑有神。但是，關於苦難和罪惡，一直都過不去。信仰裡頭說，神是愛，是全能；那如果是真的，為什麼世界上還有這麼多邪惡的事情？如果祂有愛，是否表示祂能力不夠；如果祂確實全能，難道祂沒有愛？」

這些質疑，持續了很長時間，沒有結論；年少時，他以憤怒面對，現在，他把這些「說來話長」、「有些像在告解般」的「我和神的碎碎念」，以「苦難」和「罪惡」為核心思想，寫成《Dear God》。他強調：「我信『神』。」有別於指稱特定宗教——背後彷彿多了其他人為操作、權力結構、人際關係——他口中所謂的「神」，更不分宗教體系，直指渺小人類身處浩瀚宇宙中，向上仰望那「無以名之的力量」。　

劇情故事以一名勾引未成年少女的罪犯為核心人物，帶出對父女關係懊悔不已的失落父親，以及一個謹遵祖母教誨、誓言「伸張正義」的警察；同時，另有三名逃亡路上的邊緣人A、B、C，既同為戰亂、災難的產物，也肖似現代人心靈角落的畸零兒。兩條敘事線偶有交錯，隨著懸疑的情節鋪排，在生命不可承受的悲傷中，仍能看見救贖的光亮閃現。

馮勃棣說，編寫每個劇本的工作程序都不一樣，以前常是先有個點子或人物；寫音樂劇或商業劇場，是故事先出現；《Dear God》則是先確定劇名，接著，來了A、B、C這三個「傻呼呼，但互動又有點浪漫的神經病」。

Birdy說：「其中有些橋段是真的，像女兒小時候媽媽跑了，到女兒高中時才回來，碰面第一句話問：『吃飽沒？』這是真實的故事。很瞎，但是真的。」或像警察角色的設定，他以在教會觀察的某種人物類型代入，「一種堅信自己非得替天行道不可的人」。劇中父女之間的和解、原諒，也孕生自他個人生命經驗的轉化，意欲傳達「和解是一種救贖，是人生重要的事情」。

真正厲害的台詞都是平凡人會說的話

話說從頭，高中起就熱愛饒舌音樂的少年Birdy，原先就對語言的韻律、節奏，好奇也敏銳。就讀台大工管系期間，去戲劇系修了一門「西方劇本選讀」，在老師紀蔚然的帶領下，「才知道世界上有劇本這種東西的存在」。後來開始買劇本、讀劇本，考上台大戲研所，也曾在校內自導自演自己的劇本。「對語言有感覺」的所長，也在多部得獎劇作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接觸電影編劇，則是他創作路上目前為止的一大轉折。剛開始，曾有電影界的前輩給他建議：「受劇場的『餘毒』太深。」他認真琢磨，三年不寫劇場劇本，除非去捧朋友的場，甚至盡量不進劇場看戲。直到現在，他說：「慢慢地，比較能區分出兩者語彙的不同了。」比如，現代劇場注重「形式」的運用，就不是影視劇本工作的著眼點。

馮勃棣笑說：「現在看以前的劇本，會覺得不好意思。像是以前很愛玩語言上的諧音，現在覺得，沒必要說台詞的時候，根本不需要說那麼多話。真正厲害的台詞，都是平凡人會說的話，放在對的地方。而不是那些雕梁畫棟的台詞。」自陳「審美觀有所改變」的他，除了特意切割從前經營的題材、手法，現在也更看重故事、角色本身，並將電影編劇的手法，融入為劇場演出所寫的劇本。不過，他也說：「還是需要寫劇場的劇本。」畢竟，相較於電影編劇工作的諸多考量、限制，劇場編劇相對更形自由，更能隨心所欲地表達自己。

咖啡館裡，馮勃棣仍然像是「當年那個饒舌大男孩」，穿著帽T，手上的筆轉個不停。不過，現在的他，除了掌握著對文字的敏感度，保有對情感溫度的靈光，更透過跨足不同領域的探索，深入挖掘內心探問，展現對人性更為宏觀的凝視目光。或許，也正如《Dear God》所寫：「我們沿著邊緣逃跑，在世界的邊緣，在集體意識的邊緣。邊緣比較冷，邊緣比較黑，但邊緣是有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