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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娛樂場II》把我們裝進賭徒的身體裡,為數字的魔力顫抖,甚至不惜被魔鬼賭走,因為那裡有太多文字不能說的秘密。(陳藝堂 攝 窮劇場 提供)
企畫特輯 Special

你連數字也不是

評《大世界娛樂場II》

荷官的僵直和電投人的扭曲,是反映他們現實處境的社會姿態,而她的硬撐和他的被壓垮,無非是為了確保巨額賭注可以持續流通。也就是說,他們只是數字的媒介,他們的身體姿態是被數字雕塑出來的,那不只是社會的、更是經濟的姿態。但最令人不寒而慄的還不是這個,不是冰冷的數字在割肉剔骨,而是她和他是自願的剝削者,是你我看著他們操勞到滿臉大汗,卻還掛著滿面笑容,居然都能跟著發出會心的苦笑。

荷官的僵直和電投人的扭曲,是反映他們現實處境的社會姿態,而她的硬撐和他的被壓垮,無非是為了確保巨額賭注可以持續流通。也就是說,他們只是數字的媒介,他們的身體姿態是被數字雕塑出來的,那不只是社會的、更是經濟的姿態。但最令人不寒而慄的還不是這個,不是冰冷的數字在割肉剔骨,而是她和他是自願的剝削者,是你我看著他們操勞到滿臉大汗,卻還掛著滿面笑容,居然都能跟著發出會心的苦笑。

《大世界娛樂場II》

2015/12/18   台北 牯嶺街小劇場

使用文字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振振有詞地數落數字,藝術價值不能換算成觀眾入場人數,研究品質不應量化成論文引用次數,樂於分享不該作賤成按讚數,總之人有溫度,數字卻是冰冷的。但使用數字的時候,我們就變了個人,統一發票只差一個號碼中獎,還有十五分鐘下班,大選開票結果目前落後幾萬票還很不樂觀,每個數字都像著火,緊盯著數字變化令人著魔。如果說,二○一三年的《大世界娛樂場》多少帶有文字的傲慢與偏見,用一種大齡文青的姿態,感傷一座在豪賭中陷落的城市,一個被數字奴役的非人世界,那麼今年冬天的《II》,就是把我們裝進賭徒的身體裡,為數字的魔力顫抖,甚至不惜被魔鬼賭走,因為那裡有太多文字不能說的秘密。

生物機械的悖論

雖說賭,這齣戲開場說的卻是不賭,不賭的陳先生帶頭小跑步,自我介紹他是苦幹實幹的保險業者,身後的三人歌隊不忘幫他註解:「保險不是賭博,賭博是和風險對賭,保險是用數字管控風險」。這裡,聯手編導的高俊耀和莫兆忠使用的手法很有意思:戲一方面告訴我們,陳先生的人生一直在跑,他在職場步伐穩健地向前衝,下了班,在滿天的煙花和賭場的霓虹燈照耀下慢跑做運動,回到家,他打開跑步機繼續跑;另一方面,整座舞台就是用棧板圈圍成的一個循環跑道,彷彿一台巨大的跑步機,又像工廠裡的輸送台,機台上的演員以同一的步伐跑著演戲,使得整個場面產生一種機械性的韻律。這完全就是一架人力驅動的生物機械。

生物機械論(biomechanics)自然會扯到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可是戲往下演,陳先生不賭博,他的老闆卻賭很大,捲走整間公司搬到大陸拋下了他,演員瞬間煞住腳步,機械像強迫斷電一樣突然停止運轉。我們才發現,這不是對梅耶荷德的引用,根本是生物機械的悖論,因為場上演員機械式的律動,並不是像梅氏那樣為了形塑一種工人的、階級的身體,而是為了烘托陳先生這樣一個孤獨的跑者,孤絕的勞動者,是不會有人與之形成一個階級的。每個人都被機械化為彼此汰換的零件,每個人力都被企業化為拋棄式的臨時派遣,誠如歌隊下的評語,「你自以為是賭客,其實是籌碼」,你早在你老闆進場之前就被兌換掉了。

從社會姿態到經濟姿態

我認為這是《II》的犀利之處,它不是籠統的感嘆世界是個大賭場,而是讓歌隊採用第二人稱敘述,針對個別的「你」說話,正如同愈是豪賭的資本家,愈會個別地、仔細地計算你的價值,量化你一樣。人被量化的狂暴與狂喜,在交叉比對兩名賭場員工的一段戲裡,表現得驚心動魄。我們看到,一邊是賭桌上的荷官,她從頭到尾踮著腳尖像個芭蕾舞伶,儘管腳下的棧板被堆疊成崎嶇不平,她仍然繼續保持通話、借錢周轉,繼續長時間立在賭檯前發牌,繼續在摔跤邊緣維持恐怖平衡;她的對角,則是替遠距的大老闆進行電話投注的所謂「電投人」,他的身形是相反的躬著背、鐵著彎曲的腿,五天五夜沒睡的賭到精神崩潰,最後撲向場中央的沙堆猛扒,像是在為自己挖墳,但激起的沙塵在燈光的照耀下,又像閃閃發光的金粉,使得掏金和掘墓的意象重疊。

很清楚,荷官的僵直和電投人的扭曲,是反映他們現實處境的社會姿態,而她的硬撐和他的被壓垮,無非是為了確保巨額賭注可以持續流通。也就是說,他們只是數字的媒介,他們的身體姿態是被數字雕塑出來的,那不只是社會的、更是經濟的姿態。但最令人不寒而慄的還不是這個,不是冰冷的數字在割肉剔骨,而是她和他是自願的剝削者,是你我看著他們操勞到滿臉大汗,卻還掛著滿面笑容,居然都能跟著發出會心的苦笑。因為我們很了解,比剝削更恐怖的,是連想剝削你的人都沒有。比量化更可怕的,是你連數字也不是。

向天空墜落

談最後一段戲前,容我倒回開頭。這齣戲的四位演員,梁建婷和何志峰來自澳門,詹凱安和鄭尹真來自台灣,他們剛登場時念著詩句,梁建婷語帶古音吟誦,鄭尹真說話卻像翻譯機。聽見如此乾巴巴的中文,我才猛然意識到,是啊!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確就是中文成為跨國流通的翻譯語言,中文變成資本主義的語言。然後,當她在尾聲飾演一個癌症末期的台北貴婦,依舊冷冰冰地說著:「在兩百六十萬人的台北我有兩百七十坪的房子,我不是不錯,我是很好。」我不禁黯然想著,是啊,台灣給資本主義發展得都進入癌末了。

即便癌末,台灣的政客和財閥一點也不見收斂的跡象,戲中的貴婦陳太亦然,死期愈近賭性愈強,先進賭廳大把的賭光錢財,再爬到酒店樓頂去跳樓。這不是虛構,賭城無論澳門還是拉城,是真有不少輸光的賭客直接跳樓自殺,編導的這一筆當然有批判社會亂象的意思。可是陳太墜樓的這段戲,怎麼看也不像道德教訓,反倒更趨近一種背德的美麗:歌隊把陳太高高舉起,就在她步向空中之際,眾人倒數著39、38、37……然而那摔得粉身碎骨的1始終沒出現,陳太被歌隊懸吊在半空。襯著藍天白雲的背景,以及歌隊為這場跳樓配音說,還沒到底,還沒到底,她彷彿向深不見底的天空墜落。

永遠觸不到的地面,等於不斷被延遲的死亡,賭博的魅力不外乎此,永遠相信自己可以翻盤才會往死裡賭,賭博的魅力就是死亡的魅力。這是個開放式的結局,它不說賭博的好或不好,只說賭是對死亡的迷戀。它是在說,如果資本主義使我們每個人注定成為投機的賭徒,我們也早已是凝視死亡的亡命之徒;那麼,賭資本主義死,你有什麼好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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