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世界時常是極度現實的世界，譬如利己、對社會上發生的各種事情感到麻木、守在固有的社群而不踏出去、自我沉溺、迷信等等，我們以為的人性之惡，在他們身上反而時時顯露。可是記者總有除魅的本領，《窮人》一書作者福爾曼帶我們從受訪者的真實處境，從一個極大的反面看到，所有的人的個性，所有的詞語，都是不可化約的。
這是一本引領我們體會貧窮他者，與反身思索「什麼是富有？什麼是貧窮？」之書。作者福爾曼從第一世界涉越到第三世界國家對窮人的訪調，以銳利的問題意識，「我」時而步入與受訪者的關係之中的倫理，完成這本歷時廿五年，以貧窮量繪當代世界的厚重報導。
「提問是記者的神聖使命。」小說家米蘭．昆德拉這麼說。於現今資訊爆炸且幼稚化的媒介時代，連好問題都成了稀有動物，貫穿《窮人》全書的不過就是這一個問題——你為什麼窮？
當福爾曼遇到在曼谷強拉他回家的蘇拉時，他這麼問她，當他遇到認為自己的命運是從小時候被扁蝨咬到開始變差的西伯利亞女人娜塔莉雅時，他這麼問她。
貧窮的面貌如此複雜
這些受訪者對這個問題有各自的解釋，對生活在受訪者週遭的人來說，又有另一種解釋。窮人不僅在書裡述說自身，也因為作者的提問，表達對富有／富人的看法，有人會說：「喔！他們沒幫窮人做任何事！」有人會說：「有些人做生意，所以變富了，其他人不努力工作。」作為讀者的我們，則從這些完全迥異的述說，發現貧窮背後的結構、衍生的底層，依隨一位位受訪者出場，貧窮的面貌慢慢變得複雜，無法用單一價值定義。
於〈現象〉一章，隱形、畸形、不被欲求、依賴、容易出意外、麻木、疏離是各節的名稱，窮困層面的清單，觀之，幾乎充滿「關係」的指稱，窮人彷彿是被拋到世界之外的人。這令人想到，以消除赤貧為理想，推動第四世界運動的若瑟神父於《親吻窮人》提到，當他追溯上千個真正赤貧者的家譜，這些比無產階級還貧窮的「下層無產階級」早已貧窮了好幾代，以致他們的生活方式、關係社群，與這個世界割離的狀態，都遠非我們能夠想像。
窮人的世界時常是極度現實的世界，譬如利己、對社會上發生的各種事情感到麻木、守在固有的社群而不踏出去、自我沉溺、迷信等等，我們以為的人性之惡，在他們身上反而時時顯露。可是記者總有除魅的本領，福爾曼帶我們從受訪者的真實處境，從一個極大的反面看到，所有的人的個性，所有的詞語，都是不可化約的。
福爾曼選擇的行為不僅是觀察、提問，書中好幾處顯露他與受訪者之間有金錢互動，我以為這並非相對富有的意識作祟，金錢既是人能否生存下去的物質基礎，給錢便不是壁壘分明地劃定他與受訪者的關係，而是刻意的介入，甚至是一種暴力的，挑撥慾望的測量方式，但測量的對象不是只有受訪者，也測量記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倫理。
藝術、文化對窮人有什麼用？
可是，寫了九百多字，評介此書的無力感仍強烈襲來。因為把自己身為劇場工作者的身分也放進閱讀《窮人》的空間，閱讀的同時也在逼問自己，藝術、文化對窮人有什麼用？再放大一點來看，當不管老的還新的劇院，總對外說要讓藝術走進人群的時候，這裡的「人群」到底是誰？也許在國外的劇院，這個問題已顯得過時，但在台灣，是否也沒有問的必要？還是，我們根本沒有真正開始「問」？
在經濟面前，文化永遠排在次要，正面來說，從《窮人》思索劇場、藝術工作，也是在梳理文化與經濟，劇場與人民的關係，只是我們要談的不是文創式經濟，要談的不是一切以量化為根據。
提問是記者的神聖使命，也應該是劇場、藝術工作者一再確認自身如何存在的必要之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