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與國王的侍從》讀劇現場。
《死亡與國王的侍從》讀劇現場。(嘉霖 攝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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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非洲的兩場讀劇與一次座談

記香港世界文化藝術節2017

對台灣人來說,非洲無疑是個陌生的大陸,當地的文化現況,對台灣觀眾來說也顯然是陌生的。香港「世界文化藝術節2017」在去年十一月份舉行,以「躍動非洲」為主題,帶來許多當代非洲的各類表演,而應國際劇評人協會香港分會之邀訪港的劇評人郭亮廷,在此期間觀賞演出並參與相關讀劇與座談活動,則透過本文記述了他的現場觀察與藉此機會認知到的非洲表演現況。

對台灣人來說,非洲無疑是個陌生的大陸,當地的文化現況,對台灣觀眾來說也顯然是陌生的。香港「世界文化藝術節2017」在去年十一月份舉行,以「躍動非洲」為主題,帶來許多當代非洲的各類表演,而應國際劇評人協會香港分會之邀訪港的劇評人郭亮廷,在此期間觀賞演出並參與相關讀劇與座談活動,則透過本文記述了他的現場觀察與藉此機會認知到的非洲表演現況。

說是這樣說:藝術跨越了文化和種族的藩籬,所以藝術無國界。矛盾的是,就是有些國家的藝術比其他國家更「無國界」,而且還都是些或新或舊的帝國主義國家,比如英美、德法、中日。因此,雖然國家底下包裹了許多危險物品,像是愛國主義、民族意志等等,國家卻仍舊是一個有用的標準,用來測量我們知識版圖的偏狹,令我們意識到藝術不但沒讓國界消失,文化殖民還讓許多國家被消失。不消說,台灣對於前殖民地的陌生就是一例,包括鄰近的印尼、韓國、馬來西亞等等,當然也包括對台灣自己。

這是為何,今年香港舉辦的世界文化藝術節以非洲為主題,令人格外好奇。畢竟台灣對於非洲並不是無心忽略,而是故作無知,台灣政府向來故意消音非洲,以掩蓋自己做過的那些骯髒勾當,例如一九八○年代南非因為種族隔離政策,受到國際社會經貿制裁時,台商卻趁機大舉南進、發災難財。最糗的莫過於前總統李登輝和陳水扁相繼邀請當時的賴比瑞亞總統泰勒(Charles Taylor)訪台,為了留住邦交國金援他4.6億台幣也就罷了,居然推崇這位在獅子山內戰期間搜刮血鑽石、強徵兒童充軍、迫害異議分子、統治期間造成廿萬人死亡的軍閥,是西非民主的推手。唉!這麼說吧,這次受國際劇評人協會香港分會之邀,與其說去看節目,不如說去長知識,去意識到台灣關於非洲所製造的無知。

被殖民者的悲劇

在四天的行程當中,我大部分對於非洲現況的認識,都來自香港劇評人陳國慧,和現任國際劇評人協會副主席、在奈及利亞奈薩拉瓦州立大學(Nasarawa State University)劇場與文化研究學系任教的丹竇拉(Emmanuel Samu Dandaura)教授。

丹竇拉堪稱本屆藝術節的非洲文化大使,幾乎每一場演出的演後座談,都可見他滔滔不絕地對香港觀眾解說非洲戲劇史、歐洲和非洲及非洲和自己內部的文化衝突等等,一邊搭配他直到演出前一刻還在趕工的ppt。尤其是十一月五日從下午到夜晚的兩場讀劇活動,他分別針對索因卡(Wole Soyinka)的《死亡與國王的侍從》Death and the King’s Horseman與芭倫吉(Violet Barungi)的《拼死阻止》Over My Dead Body,偕同劇本的粵語譯者潘詩韻與觀眾對話。

我不諳粵語,肯定令我的接收打了折扣,但如果語言不是劇場的全部,從演員的話劇式表演、朗誦式的聲音表情、只動嘴巴不動身體的台詞丟接,我判斷這兩場讀劇的質量並不太高。牯嶺街小劇場的「為你朗讀」讀劇節經年辦下來,讓我們明白讀劇不只是售票的讀本行為,而是某種低限的表演實驗,它甚至可以傳達正式演出都未必演得出來的某種語言和身體的質樸的美。

回到《死亡與國王的侍從》的讀劇現場。論者時常提及這齣戲有個爆炸性的劇情發展:按照奈及利亞約魯巴族的古老習俗,國王駕崩之後,他的愛犬和愛駒、連同他的侍衛長必須一道陪葬,而這其中被族人視為連通死者、生者、未出生者的神聖,卻被殖民地的行政官視為野蠻,於是行政官打斷儀式、逮捕正要赴死的侍從官,滿以為完成了一場人道救援,沒想到卻讓侍從之子代父犧牲,蒙羞的父親也跟著用牢裡的鐵鍊絞死自己。論者很少提到的是,這樁發生在一九四六年的社會新聞,索因卡是用一種駁雜的語體改寫的,英國殖民者說的是白話文,族人說的則是詩的語言。前者活脫脫是一幕寫實主義戲劇,後者一上場,希臘悲劇的氣勢就轟然出現了。單以這點來說,話劇式的舞台處理就是失衡的,而且剛好坐實了戲裡走唱說書人的指控:「在異邦人的虛空之中,我們的世界正分崩離析。」詩意棲居的非洲大地崩塌了,因為殖民者的統治語言根本沒有詩意。這同時是一齣關於詩的語言被毀壞的悲劇。

丹竇拉在演後座談延伸了這齣戲的悲劇意涵。他特別強調,索因卡極為反對將這齣戲裡英國殖民者和約魯巴人的衝突,化約成歐洲價值和非洲傳統之間的文化衝突,因為文化差異是一個太過方便的標籤,讓自己和他人非常安全地處於互不關心的互相尊重。比如有一場戲,從英國習醫歸來的侍從之子質問行政官夫人,這個城鎮上所舉行的儀式性自殺,真的有比當時世界大戰所號召的大規模自殺更糟糕嗎?他不是要你尊重他的死亡風俗,而是要你質問自己,現代國家不是讓人更沒尊嚴地死去嗎?同時,丹竇拉認為,這種死亡崇拜和當代的自殺攻擊也不無關係。

是什麼關係呢?他沒多談。我希望他的意思不是國王的侍從官和自殺炸彈客,無論你喜不喜歡,都得承認他們是為榮譽而犧牲的英雄。假如是的話,我們最好想想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話:不幸的並不是一個國家沒有英雄,而是一個國家還需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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