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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瑄(植田二郎 攝 海筆子TENT 16-18 提供)
專題 海筆子與他們的帳篷人生

在這方帳篷裡,做自己的夢

楊子瑄、朱正明

在類似公社般的帳篷劇劇團「海筆子」,就像是一個「人與人平等相處的平台」,成員在此排練、演戲、生活,無分資歷深淺,也不論是導演、演員、行政……加入團隊十二年的朱正明,始終過個白天上班、晚上排戲演戲的日子,加入團隊九年的楊子瑄也是邊經營咖啡店,邊參與劇團演出,對他們來說,帳篷是人生重要的存在,就算沒有上台演出,他們也選擇以不同的方式,持續撐起這頂「世界的大帳篷」……

在類似公社般的帳篷劇劇團「海筆子」,就像是一個「人與人平等相處的平台」,成員在此排練、演戲、生活,無分資歷深淺,也不論是導演、演員、行政……加入團隊十二年的朱正明,始終過個白天上班、晚上排戲演戲的日子,加入團隊九年的楊子瑄也是邊經營咖啡店,邊參與劇團演出,對他們來說,帳篷是人生重要的存在,就算沒有上台演出,他們也選擇以不同的方式,持續撐起這頂「世界的大帳篷」……

海筆子成團多年,團員幾經變革來來去去,由日本導演櫻井大造來台帶領演出為某種運作的核心,以「類公社」的方式、群策群力地經營帳篷劇,或說,經營一個「人與人平等相處的平台」。演出從搭台、拆台到煮飯、洗碗皆由成員自理,也無「演員只管演戲不管其他」規定,無論資歷深淺一視同仁、都要身心投入,以實踐帳篷的精神。曾參與過海筆子的成員即使離開,大多仍願在演出期付出心力,以自己的方式守護著帳篷,不只為演出而集結,也不因演完而離散。劇場外的世界是座大帳篷,帳篷裡成員的生活緊密聯繫,試著將帳篷所學,運用在世界的帳篷。而今年「海筆子TENT 16 -18」所演出的新作《世界是一匹陣痛的獸》,其中兩位長期參演海筆子製作的演員,卻不約而同選擇隱身幕後,從不同的角度去幫忙演出。

楊子瑄  從外而內走入帳篷 「帶著他者」在蜿蜒路上行進

大學開始接觸帳篷劇的楊子瑄,加入團隊約九年,是海筆子的中生代成員之一。她大學時便常看小劇場,唯有二○○九年在永和福和橋下觀賞帳篷劇《無路可退》,讓她感覺最受震撼:「沒看過這樣有火、有水,最後還熱淚盈眶的作品,想靠近了解這群人怎能搭起這樣的帳篷。」從這樣的熱情出發,半年後,她邊和朋友籌備「直走咖啡」的開店事宜、邊加入帳篷劇高雄巡演、擔任前台總管,「經營空間與團隊的很多方法是在帳篷學的,許多『直走』成員後來也都加入了帳篷。」前期,楊子瑄重心放在經營咖啡店,在帳篷是旁觀學習者。

二○一二年,直走咖啡決定歇業,恰好海筆子跟櫻井大造去日本福島移地演出,她開始跟著巡迴、從此才深入帳篷,「當時覺得自己對海筆子有責任。旁觀總會看到一些無法解決的內部問題,但當我涉入其中才發現那些困境是無法迴避的,光靠嘴巴也不會解決」。一五年,她和朋友另起爐灶經營「半路咖啡」,從「直走」到「半路」,也包括三一八學運期間大夥共辦的「賤民解放區」,在在顯現帳篷對楊子瑄及夥伴所造成的影響,「如何建立一個讓人停留的場域比達成什麼實際目的更重要。」楊子瑄說:「比如現在的『半路』許多成員也參與這次演出,甚至劇場週的伙食也是在咖啡店煮好送來,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是帳篷告訴我的。」

在帳篷,演員必須鍛鍊自己的想像力,避免平面且死板的思考,在基於了解現實的前提下將現實轉化為表演,最重要是必須「揹著另一個人的記憶往前進」,而非追求演出一場好看的「秀」。楊子瑄舉某次自主訓練的獨白練習為例,大造要求她先用自己的方式詮釋,再假想自己是記憶中某位認得的人去唸,並非模仿而是想像對方與妳同在,讓意志在兩者間切換:「我想著某位剛自殺身亡不久的朋友,突然體會大造所謂『帶著他者前進』的感覺。演完我大哭,第一次覺得自己好像可以當演員。」楊子瑄說,帳篷特別強調互相扶持,演出時所有成員聚精會神照料著台上的戲,個體和個體成就一個群體的感受很強,「我沒有參與其他劇場作品的經驗,但我猜帳篷應該是很特別的存在。」

從旁觀、然後介入,到這次離開舞台、擔任行政管理職,楊子瑄不斷思索帳篷之優點與不足,還有沒有更進一步與觀眾共同建立場域的方式?帳篷對觀眾來說哪裡重要?許多疑惑未解,新的難題又來:「我每次做帳篷劇都有『這是最後一次』的感覺。每次集結都是全新開始,很難去思考革新,這也是我認為帳篷的困境之一。」她認為海筆子始終處在變動階段,是好、是壞難以斷定,但因成員變革,很難立足過往做修正,「但我認為自己目前還不會離開,我在帳篷的身體還沒完成。今年不做演員也是因為想從不同位置思考帳篷,從個人角度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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