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獄自地底翻起的意象在劇情推進間不斷堆疊，使得劇中情人之間大量詩化的柔情話語更加濃郁，於是堅定不移的愛形成反抗的力量，隱隱約約在「瘟疫」的魔掌中逐漸顯露且貫穿全劇，成為逆轉與解救的主因，當迪亞哥直面「死亡」說出我不恐懼，並犧牲維多利亞以換取整個城市的自由時，「死亡」隨即退卻，能力削弱，眾人得以走向希望……
巴黎市立劇院《圍城》
2018/11/9 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
《圍城》為存在主義作家卡繆（Albert Camus）與劇場大師巴侯（Jean-Louis Barrault）合作的劇本，於「瘟疫」主題下，兩人著眼不盡相同，使本劇並非卡繆小說《瘟疫》，而呈現複雜交錯的思考，讓「瘟疫」的象徵不那麼理所當然，而與主角抉擇、情境轉變有著緊密的連結，在非寫實情境中創造出多面的象徵隱喻，竟如此靠近當下正在發生的真實事件……
本劇首演於一九四八年，時至今日，法國導演德瑪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重新製作，透過此劇本的開放性，以現代視角與導演手法呈現當前「瘟疫」此黑暗權勢的形象，而歷代以來不變的「恐懼」如何侵蝕人心，給予法律與統治者不當的權力，並帶入對於法國近年重大事件：《查理週刊》中種族恐怖主義的現身等等，延伸至世上極權狂人再起藉法律之名行壓迫之實……與原作年代的思維相互呼應，證明人性價值與覺醒的可能。
刻畫人們做抉擇時的複雜心情轉折
本劇演出前，以優雅輕快的曲子迎接觀眾入場；開場觀眾席燈仍亮，演員以中文與觀眾打招呼，其餘演員則在黑色塑料覆蓋斜面上跳舞，此調度有如暗示觀眾皆是目擊者，對於將要發生的事件，皆有良心的負擔一般；舞台上以黑色為主，剛硬線條組成冷冽，眾人的愉悅在彗星撞擊之後很快地消失，音樂自此進入危墜的氛圍，一改原本愉悅與向觀眾開放的氣氛，隨即在燈光構成、不同的影片畫面與現場即時投影交織中，展現恐懼與權力相互形成的過程，即時投影以另一鳥瞰視角，給予觀眾疏離的效果，另有其他影像如巨大的眼睛，旋轉的人頭等等，在演員演出之中穿插不同節奏，則使得劇情浮動於現實與幻覺，恐懼蔓延包覆內外。
本劇深刻挖掘人性，著力刻畫人們做抉擇時的複雜心情轉折，以迪亞哥與維多利亞的愛情為軸，對應自地底崛起的黑暗勢力：名為「瘟疫」的男人與「死亡」的女人，另有獨善其身的法官家庭，自私而被操縱的省長官員，虛無主義者納達、演員與小孩等等；彗星為不祥的預兆，勾起深藏內心那古老的末日懼怕，而權力在人心惶惶之下輕易交出，「瘟疫」與「死亡」隨即籠罩，黑暗日益壯大。
導演以舞台行動的荒謬強化極端法規的壓迫，像是「死亡」一角視人民為糞土，她四肢健全卻坐在輪椅上頤指氣使，手持生死簿脅迫眾人，而眾人被毫無道理的法條束縛動彈不得，無所適從；其他行動如人被各種暴力對待，擊打肉身，與摔吉他的聲響引起觀眾強烈感受，血液流出使得沉重的氛圍更加恐怖，進而官員抱著假人形跳舞嘲弄早已不存在的自由舒適，且假人形成為屍體滾落，此刻地板打開一如裂口將其吞吃，正是舊約聖經上描述：「……地裂開，吞下這些人和他們所有的東西，使他們活活地掉進陰間……」（註1），此地獄自地底翻起的意象在劇情推進間不斷堆疊，使得劇中情人之間大量詩化的柔情話語更加濃郁，於是堅定不移的愛形成反抗的力量，隱隱約約在「瘟疫」的魔掌中逐漸顯露且貫穿全劇，成為逆轉與解救的主因，當迪亞哥直面「死亡」說出我不恐懼，並犧牲維多利亞以換取整個城市的自由時，「死亡」隨即退卻，能力削弱，眾人得以走向希望，可見在粗暴無理的極權與必然的消滅中，人的際遇看似無可自主，然而總有突破的機會 。
讓「集體的恐懼」以具體形象顯現
回想筆者於二○一六年，觀賞德瑪西-莫塔導演來台巡演之劇場作品《犀牛》，與《圍城》同樣有著傾斜舞台，以改變演員的行動與調度，讓恐慌從外在無法安然之中，自內在釋放出來，兩個作品皆討論了「景觀社會」，並讓「集體的恐懼」以具體形象顯現，在《犀牛》著重集體瘋狂如何逐步進逼個人良心的過程，群眾背後似有不知名的力量以眾人壓迫正義；而《圍城》將黑暗力量具象化，讓極致權力化身「瘟疫」，演員的能力與動作俐落，並且多重層次與畫面的舞台設計，轉換間，讓畫面本身在語言之外另有眾聲喧嘩。原本看來微弱的「愛」，翻轉了巨大的「瘟疫」權勢，一人的覺醒，即是扭轉的契機，本劇中「瘟疫」與「愛」此消彼長之過程，以現代手法精采詮釋了經典劇本，警示歷史重蹈覆轍的可能，以及時代雖更迭，「生命之愛」（註2）仍永不消退。
註：
1. 引文出自舊約聖經，〈民數記〉16章30節。
2. 引自節目單中，卡繆獻予本劇之文。
文字｜陳元棠 劇評人、景向劇團藝術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