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預計在去年十月於柏林首演的《道》，終於在去年底在巴黎上演，這齣源於俄國電影導演赫爾札諾夫斯基拍片計畫的演出，在兩週內吸引了上萬觀眾進入展演場域體驗。觀眾在布置成蘇聯共黨時期研究機構中的空間遊走，除了欣賞影片與裝置，也觀賞現場表演，但整個內容卻招來惡評，《道》就像是場譁眾取寵的大型真人秀，充滿了矯揉造作的擬真假象，只映照出觀者貪婪的獵奇心。
未能在柏林上演的《道》DAU於一月底在巴黎首演（註1）。這場廿四小時開放的沉浸式展演與夏特雷劇院（Théâtre du Châtelet）、市立劇院（Théâtre de la Ville）、龐畢度中心（Centre de Pompidou）合作，將整修中的劇院和展場空間，打造成蘇聯共黨時期的研究機構。兩週內共計有一萬四千多名觀眾體驗了這場時空交錯的謎樣旅程。然而，這項計畫卻讓許多民眾大失所望，甚至招來媒體界的一致惡評。《道》究竟是實驗性過強的前衛表演，還是誇大不實的行銷騙局？
重現極權體制的高壓生活
《道》源自俄國電影導演赫爾札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的拍片計畫。儘管只拍攝過一部長片，這位四十三歲的導演仍野心勃勃，企圖完成描繪蘇俄科學巨擘――朗道（Lev Landau）――的傳記電影。對他來說，這位被視為國家英雄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私底下其實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這樣的落差反映了蘇聯政體的深層矛盾。二○○九至一一年，在烏克蘭一座被改造成研究中心的廢棄體育場裡，導演不僅用影像記錄了四百位平民在史達林時代高壓氛圍的生活，更邀請來自全球的科學家、藝術家、宗教領袖、政治人物、甚至是新納粹分子扮演當時的社會名流。全長七百小時的《道》分為十三個部分，從未曝光的影像讓它成為電影圈的傳說。二○一八年，電影製作人Martine d’Anglejan Chatillon與夏特雷劇院總監Ruth Macjenzie企圖將《道》塑造成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型展演，以「自由、平等、博愛」三部曲形式在柏林、巴黎、倫敦演出。
充滿神秘色彩的《道》在去年底成為巴黎文化圈的火熱話題。想親身體驗的民眾必須申辦「簽證」，更要在網路上回答充滿挑釁意味的問題（註2）。進到表演場域前，他們得交付自己的手機，也得允諾所有行為都會被拍攝下來。隨著導航與工作人員的指示，觀眾自由遊走在蒙上蘇聯共黨色彩的劇院空間之中。除了欣賞影片與裝置，他們有時候會被現場表演所吸引，也可與不同領域的俄國專業人士展開深度對話（其中甚至包含了一位薩滿教巫師）。覺得累了，他們也能前往餐廳，在一群仿真人偶前享用俄羅斯甜湯、品嘗伏特加。透過懷舊且詭異的氛圍，導演似乎想讓觀眾體驗過去極權統治下深具壓迫性的荒誕人生。
乏善可陳的真人秀
製作單位強調：「現代世界的時間感過於緊湊，大家都在趕時間，但《道》提供了另一種生活的節奏感。這齣戲的參與者靜心等待與未知相遇，和混亂共存，這些都是一種人生體驗。」然而，親臨現場的觀眾很快就失去了耐心。《道》設置了許多故弄玄虛的遊戲規則，但沒有一項發揮效果：毫無章法的動線規劃讓觀眾不知道該往哪兒走，甚至要耗時排隊才能進入某些表演區域；真槍實彈的性愛影片雖然吊人胃口，但它過於冗長且空洞無趣；現場表演偶爾讓人覺得驚豔，但它稍縱即逝又不知所云。《道》就像是一場譁眾取寵的大型真人秀，充滿了矯揉造作的擬真假象，只映照出觀者貪婪的獵奇心，及他們無法被滿足的失落與空虛。
《道》反應了當代表演藝術界面臨的重大危機：策展人只依據藝術家的背景與關係、或是發行網絡，去挖掘具有嶄新形式的創作，卻從不參與實際的創作過程；製作單位運用浮誇的行銷策略，單純是為了製造話題，而非提供給民眾更豐富的認知；觀眾來欣賞演出不是要理解作品內涵，而只是想趕潮流，獲得獨一無二的體驗。在全球市場化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藝術性的演出難道脫離不了商業操作，注定變成一種具有奇觀與感官效果的「事件」（event）？
註：
- 《道》原預計於2018年10月在德國重建柏林圍牆，進行世界首演。但這項挑起歷史傷疤的舉動引來輿論抗議。柏林市政府以「違反公共危險」為由取消演出。請參閱：鄭安齊，〈俄國導演的藝術實驗 《道》在城中之城展演〉，《PAR表演藝術》雜誌310期，2018年10月。
- 如：「你是否受到自己宗教信仰的迫害？」、「你小時候是否遭受過虐待？」、「你是否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過自己的朋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