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嫁妝一牛車》外貌鄙俗的阿好、《再約》情緒不穩的服務生、《ㄞ國party》滿口汙穢的龜后……這些角色的生猛、豪爽與外放，似乎成為我們對飾演者余品潔的印象。只是，盤腿坐在沙發上的她，略帶緊張又故作輕鬆地說，自己是個內向且不擅說話的人；排練、演出以外的時間，不是繼續背著劇本裡的台詞，就是在書店裡如遊魂般坐下、離開。這是余品潔，戲裡與現實有些反差。

我，在一條返家／嘉的路上

出身嘉義眷村的余品潔，回想小時候的她，總被灌輸著「念書改變人生」的念頭，只能在小小的生活圈裡乖乖看書，鄰居家、文具店不外乎幾個地方。「那時候是自卑的，也不覺得自己有長處。」一方面是家境不好，一方面是對嘉義沒有認同感，她心心念念的是到台北去，想把自己放到主流位置，才是正確的人生道路。

直到她唸了嘉義女中、接觸戲劇社後，才發現演戲是開心的，並且跟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件自己想出來的事情，是有夢想與目標的。她說：「我第一次覺得不是因為成績好而被稱讚，是因為我有想像力、我有個人特色，然後被說：『品潔，妳好好玩！』這是戲劇給我的奇妙感覺。」此時，阮劇團的幾位創團成員汪兆謙、陳盈達等人相遇了，她也一步步成為我們所看見的演員余品潔。

有些曲折地考上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後，余品潔前前後後在台北待了九年。那時，她與嘉義的關係是疏遠的，加上家裡也漸漸沒人，才驚覺自己是不是失去了「根」。由於阮劇團固定在嘉義作戲、教學，在這段必須待在嘉義的時間裡、於往返南北的路途間，她開始學著整理從過去到現在、那個演戲以外的自己，尋找一條返家的路。

二○一二年，她決定定居嘉義，回到這個她曾經想出走、也真的離開九年的故鄉。「這是一個重大決定，是深思熟慮之後才做下來的決定。」其實，她花了很多時間重複累積、醞釀，並且藉由舞台上的人物去梳理自己與家庭、與嘉義的關係。尋回認同感的同時，才發現自己喜歡這裡的生活節奏；還有，對這個地方的使命感。她說：「其實，台灣不能只有一種主流價值。特別是我長大的地方，應該用自己的力量，為這個城市做點什麼，因為每個地方都有很好的故事，然後每個地方都有要看戲的觀眾。」

「原來我是個嘉義人。」她反問了一句：「那你覺得你的家鄉是哪裡？」

阮，不只是一個劇團，是我們

在台灣的劇場生態裡，現代劇團與演員間的連結其實少見「阮劇團—余品潔」這般緊密。

她帶點回憶的語氣說，對阮劇團的感情是建立在人身上的，也就是喜歡跟這群人在一起，像是延續高中初接觸劇場的感覺。於是，也自謙地說，阮劇團是從玩票性質開始的，一開始的作品並不多，且多半是將現有的劇本搬到嘉義演出；認真且有系統地使用台語創作、取材嘉義故事與情感經驗等阮劇團的現有標誌，其實是他們在跌跌撞撞的過程裡開始去面對嘉義的人與土地，包含《熱天酣眠》、《家的妄想》等。甚至是更有意識地跨出或深化「在地」，如從二○一六年開始跟日本導演流山兒合作，演出《馬克白》與《嫁妝一牛車》。同時，逐漸成長為一個職業劇團。余品潔覺得自己很慢接受這個事實，也曾想過不要被綁住，才在經驗裡慢慢摸索劇團生存的方方面面與邊邊角角。

「我心中對劇團的情感，說真的愈像家庭的感覺。」不會只是進排練場排戲，小到打掃辦公室，大到去外面主持、談案子，然後照顧下來嘉義的外地演員等，都是劇團裡的人會一起做的事情。投入排練、演出後便會完全專注到忘記其他事情的余品潔，在阮劇團裡其實早就不是一個演員而已。

演戲是演員自己的功課，而在她的心中更把劇團裡的大家當作是自己的責任。阮劇團的「阮」，是「我們」的意思；她不只把這個「阮」放在心底，從她時而望向隔壁的排練場，暖暖地說出這些話裡感受到了。

回家之後，演員的下一步？

余品潔曾演出的角色，都有鮮明形象，形成強烈特色，也往往過於真誠而被誤以為劇中人便是她本人的模樣。就像她轉述了朋友的說法，每次她演什麼，就好像有個品潔在裡面。

到了二○一六年，與流山兒導演合作後，她開始從過去的積累裡發覺表演方法的轉變與拿捏。過去的余品潔，相對用力詮釋角色，總將自己所擁有的拋出，像短跑一樣爆發。也因此，容易被安排到大鳴大放的角色。她說，現在的她似乎走進演員生命的第二階段，練習如何去收斂，靠著導演的提點，或是自己提醒自己。她總將自己的努力歸功於他人，包含流山兒導演、合作《再約》的導演李銘宸；還有，她時時刻刻都在尋求建議的團長汪兆謙。《嫁妝一牛車》之後，她將會做好準備，也不安於現狀，去試試看更安靜、更內斂的角色。

她說，直到現在都沒改變的是，演戲真的很開心。最後，說起最近為了排練《嫁妝一牛車》而去鄉下看農具、跟農人聊天，也幫忙種植哈密瓜，才從她嘴裡聽到了「辛苦」這個詞。她說：「真正辛苦的不是劇場，我覺得是真正在外頭過生活的那些人。」未來，她也有考慮休息一陣子，出國也好，唸書也行；只是，繼續演戲、身為演員，應該是她不會放棄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