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以一首童音唱和的兒歌為序曲，也是暗藏的謎腳；這齣取材日本大佛次郎同名小說的《鞍馬天狗》由此探問「天狗是什麼？」與「天狗在哪裡？」，指向故事發散以及敘事核心。然後，在上、下半場的情節對照與對話答辯間，編導劉建幗寫下終場——此時，反抗軍與鞍馬天狗／宗房（李佩穎飾）抵擋不住新玄組，迷濛黑暗中「似乎」看見神妖天狗（劉建華飾）從天而降；但，在劇情裡已步步揭曉的謎團，讓神妖天狗的存在被質疑──於是，失敗與否、能否得救，只給了若有似無的答案，回應得似假還真。同時，看似完結的劇情旋即開啟後段的歌舞秀，回應其表演形式與戲劇文學的結構。

兩重解讀的「失敗」

《鞍馬天狗》並不是個情節完備與精緻的劇本。像是時空背景的設計凌亂，多採取相對「理所當然」的模糊地帶，世界觀建構並不完整，拼貼痕跡明顯。同時，劇情發展單線，多半順著人物出場；而人物設定上，除宗房有較複雜的背景描繪，其他人物多半缺乏動機。

乍看「失敗」的設計，主要在上半場；而說書人／僧人（韋以丞飾）漸漸明朗的身分與作用、看似「失敗」的悲劇結局，則分別出下半場的脈絡，既細究上半場的未言，也翻轉全劇。我認為，結局處理是《鞍馬天狗》的絕妙之處。其觸動觀眾的情感連結，從個人經驗到集體記憶──關乎希望的渴求，與失敗的恐懼。更重要的是，無需再苛求語境設定，意有所指著現當代處境（我隱隱連結香港現況），如劉建幗在節目冊首頁直言：「這齣戲，獻給每一個曾經面對無可撼動的困境曾經絕望，曾在悲傷中迷失的每一個人。」

無論積極或消極解釋，「失敗」將會自成意義。

自成文本的表演

與劇情共業拼貼結構的還有表演形式、語言、音樂與服裝造型。以音樂來說，除感受到文本改編源頭的濃濃日本味，由尺八、三味線等樂器表現，亦融合現代電子樂器與傳統國樂、擊樂。在通俗情節與華麗詮釋下的隱憂，是「譁眾取寵」。但，我寧可成為「眾」的一員。

看似過於繁複、層疊的「加法式」形式美學，既負荷也消解《鞍馬天狗》過於沉重的命題——不管是前述的「失敗」，或是遙指「日治以降的台灣命運」，如劇中反抗軍首領桂初陽（孫詩雯飾）所言「奪走了我們的劍，奪走了我們的姓名」。我們雖會被最後的憂傷壟罩，也會在過程裡感受到「爽快」而忘卻時間——這便是其表演文本所完成的。

這種激情，最相近的是偶像明星的演唱會，不管是豐富的曲目、肢體動作與演唱的配合，或是極為精緻的視覺效果（源於舞台與服裝設計）；甚至，觀眾所追尋的並非劇中角色，也不完全是表演精湛與否（因為瑕疵甚多），而是演員自身散發的魅力，與過往的人氣累積——特別是加上最後一段、壓根跳脫脈絡的歌舞秀。同時，我更相信是《鞍馬天狗》的預期操作。

可否裝卸的標籤？

我迴避談的，其實是創作者刻意設計與過往評論者最常觸及的「胡撇仔戲」與「寶塚」。很明顯，演出形式的混搭、拼貼質性，與情節發展的日系、通俗樣貌，再加上最後約莫廿分鐘，融合殺陣、歌舞、光影的歌舞秀，更是對寶塚的直接模仿——但我不認同這段最可以被討論的表演，在於現場操作的不夠精準，包含音樂與動作的不合拍等。

只是，回歸奇巧劇團對創作的分類，包含胡撇仔、瘋言等，是否有準確指涉？或有預設模式？我認為，更多的是劇團自黏的標籤。於是，《鞍馬天狗》到底是對胡撇仔的驗明正身？創造新局？還是自圓其說？甚至，是向詮釋者提供的論述路徑——這是開放，抑或限制？

裝設與拆卸標籤的前後，是否影響我對《鞍馬天狗》的理解？是我唯一的疑問。便如我們對開放式結局的描繪，到底是希望，還是幻滅，在戲劇與表演文本塑造與述說後，端看自身。

文字｜吳岳霖 劇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