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曼《後現代劇場》出版十五年後，巴梅爾承襲前者論述，書寫《劇場公共領域》，更聚焦劇場的公共性轉變，梳理與探問劇場在當代的可能，並進一步追問：「劇場究竟能做什麼？」指出劇場在公共領域中同時作為對話者、討論對象與傳播者，強調在理性辯證外，因著劇場美學與符號誘發的情感與情緒、進而是舞台嬉鬧的娛樂力量，唯有同時具備此三者，才能更細緻發展藝術／劇場的公共領域概念。
一九九年德國知名劇場學者漢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ann）以《後現代劇場》Postdramatisches Theater重新思考戲劇美學，更多元地檢視劇場與社會脈絡、藝術發展與政治場域的關聯，並提出科技媒體與全球化對劇場發展的影響。後現代劇場的論點至今仍然深刻，然當今劇場似乎也愈來愈難以簡單定義，如此也更激發當代創作者與觀演者提問：「劇場到底是什麼？」
克里斯多夫．巴梅爾（Christopher B. Balme）二○一四年所書寫的《劇場公共領域》The Theatrical Public Sphere，在十五年後承襲了雷曼的論述，於可謂「後後現代劇場」的今日，更聚焦於劇場的公共性轉變，梳理與探問劇場在當代的可能為何？並更進一步追問：「劇場究竟能做什麼？」
劇場公共領域的多元維度
巴梅爾以哈伯瑪斯（Jürgen Harbermas）談論公共領域的重要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為核心，據之強調公共領域非只是物理空間，更重要的是「論述空間」的意義，以及因人們的參與對應而生的「機構」（institution）。就此也提出劇場在公共領域中同時作為對話者、討論對象與傳播者的三重身分，並對照歷史時間軸，拉出不同的劇場公共實踐，探討希臘時期、法國大革命、英國伊莉莎白時期、德國威瑪共和時期到當代跨文化劇場，檢視社會事件與傳播媒介演變，劇場所能的對應與改變。
「在屬於當下建築空間與舞台表演座標之外，劇場還有一個外部世界。」若仔細審視公共領域的對話意涵，劇場的「場」便涵蓋了與演出相關的所有行動與範疇，演出前的宣傳、演後的回響爭論，以及是在劇院外的街頭、或是對簿公堂的法庭。延展了對於劇場在時間軸與空間向度的關照思考，呼應到現在的科技，網路與多媒體也增厚其可創造的維度。
對話民主的情感與詩意
當劇場與公共領域交集，巴梅爾提出須同步重視劇場的美學性與思辯性，即在傳統對劇場政治性要求的理性辯證之外，因著劇場美學與符號誘發的情感與情緒、進而是舞台嬉鬧的娛樂力量。並強調唯有同時具備此三者，才能更細緻地發展藝術／劇場的公共領域概念。雖然理性更能建立共識，但感性則能造就對話。劇場無論在再現或是激發情感，都能給予觀眾行動的動能。同情共感，亦是民主場域所不應忽略的力量。
就此對照這幾年《PAR表演藝術》雜誌的年度現象觀察，不難發現劇場在台灣的實踐轉變。無論是非典型空間演出、沉浸式與參與式劇場的蓬勃發生，或是議題與近代史作品多元湧現，皆可見台灣當代劇場在空間或是內涵上的擴充，試圖打破傳統劇場與黑盒子的內部性。而北中南三大國家級表演藝術中心鼎立，甚至地方藝術節策展蜂起，亦可見藉由場館與地方論述，劇場／表演藝術開始建構自己的公共領域。而往後我們可以怎麼繼續？或許即是如巴梅爾所做，持續保持對劇場的好奇：「重新定位劇場為能夠在此述說真實的獨特場所。」感受、思辨、開放、不急於設定界線，不斷實驗、挑戰與調整，保持在理性、激情與嬉鬧間以探求建構劇場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