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找出跨社群、跨世代的連結，建立對話關係，是策展人與藝術平台的責任。我們得去care，去真誠地接觸他人。疫情過後，要生存下去，得帶著樂觀與希望，不能只待隔離的小房間，得要打開，彼此照護，堅持合作，唯有如此，才有活路。
疫情是全球的問題，我花了很多時間與國際同仁談對未來的想像，但不是很樂觀。在危機當下，表演藝術似乎是第一個被淘汰的行業，我們可以貢獻什麼？與此同時，關於「線上」的討論也是前所未見的熱烈，近乎數位崩潰，人們在線上過活，與時間、空間失去連結的「時差」，也彰顯了「劇場」擁有獨特時空的價值。
二○二○臺北藝術節，可能是今年全球暑假在疫情當下，唯一的平台。我們的首要之務，是思量當下的未知，聚集願意接受挑戰的藝術家，透過適當的作品來面對當前世界集體的憂慮。在台灣，我們非常幸運，還可以進劇場。我認為，如何保護好劇場的「空間」，讓劇場繼續作為人類聚集和相遇的重要場所（並且不以線上化當作一個簡單的選擇），是最重要的事。接著，才再去考慮如何透過場域特定藝術（Site-specific art）或是online的方式發言。
「後疫情」真的會到來嗎？或許我們將永遠活在疫情之中，一切都是未知。以下是幾點預期：
一、製作規模緊縮，大型製作減少
各國陸續解封，但市場已見緊縮，目前已可預見大型製作難以生存，當製作規模縮小，創作者得更深刻思考要提供給觀眾何種劇場體驗。在形式上，將會產生巨大的轉變，「數位化」確實是將持續發展的方向，但「互動」應是最核心的價值，藝術家與藝術平台必須更精緻地融合空間、時間與內容，去思考新方法。
二、國際交流吹起旅行泡泡，跨國合作以科技為媒介減少碳足跡
隨著疫情放緩，許多國家開始籌備「旅行泡泡」（travel bubble），向某些疫情相對受到控制的地區開放邊境，而不須接受檢疫或隔離觀察。未來，國際交流或將朝同樣的邏輯運作，亞太地區的交流，也可能因地緣關係，將更加緊密。另一方面，在創作方法上，未來將有更多倡議，藝術家的跨國合作，也未必要穿越國界，減少碳足跡的「不在場」，卻依然能透過不同策略與科技媒介，與在地藝術家、觀眾直接溝通——我稱之為avatar performance。但「數位」最終依然要回到劇場空間，而非僅只在雲端的無時空模式。我要強調，作品回到劇場，讓觀眾在時間、空間限制下相遇的體驗，是最珍貴的價值。
三、藝術平台與在地社群連結越加緊密
未來，國際交流密集度降低的狀況下，各藝術平台或許將更密集與地方產生對話，能深刻地挖掘土地的歷史。以臺北藝術節來說，恰巧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去探索台北的文化發展，數百年的時間軸中必然吸收外來的事物，而轉變成當前的面貌，看似「台灣本土」的事物其實與「國際」脫離不了關係，local也是global。我們會進一步探索什麼是台灣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去拆解過去的認知，爬梳多層次的歷史，開啟更混雜的討論。未來，透過藝術家作為媒介，藝術平台可望與當地的社群有更深刻的對話。「藝術家」的概念，或許在這樣的在地合作脈絡下，會變得模糊，創作者的聲音不再是單獨的，我們可以share，也能互相care。
四、藝術轉向「推測」，想像處在疫情之中的可能未來
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迎來「後疫情」，誰知道呢？我們得去思考哪些藝術的實踐、倡議，是針對人類、全球未來的變化，去討論new normal的新價值。因此，藝術進行社會溝通所使用的語言，應該有所改變。所有問題都不再有明確答案與立場，未來的藝術將偏向「推測」（speculative），因為「不知道」，只能預測，必須更尖銳、靈活地去摸索我們可能已意識，但尚未能夠包容的選項。疫情讓我們退一步，去探索未來、後人類、非人類，去看見他者的觀點——這不可能有明確答案，只能把我們帶入一種虛實的空間。
我們要更柔軟地去接受未知的挑戰，接受自己「什麼都不知道」的事實，去挖掘新的可能性。未來，找出跨社群、跨世代的連結，建立對話關係，是策展人與藝術平台的責任。我們得去care，去真誠地接觸他人。疫情過後，要生存下去，得帶著樂觀與希望，不能只待隔離的小房間，得要打開，彼此照護，堅持合作，唯有如此，才有活路。
口述｜鄧富權 策展人
採訪整理｜張慧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