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即將落幕之際，台上演員口中念念有詞：「棍子、襯衫、麻繩、三合院、獎狀、口香糖、投票箱、手錶、墓碑……」為先前每一個史實故事作結。我們總期待著為歷史填補細節，還原真相，但歷史每一次的重述，都不再依附於當事者，而濃縮為另一種情感連結的意象。這是故事被記憶、記憶成為故事的方式。此刻的《范天寒》又將如何成為未來的記憶？
差事劇團《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
9/25 台北 水源劇場
如果要用一個時刻來總結《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後簡稱為《范天寒》）從戒嚴到解嚴後卅年、從二○一八年首演到二○二○年重製的旅程，對我而言，那會是第三幕開場：一片漆黑的水源劇場，方才在台上像是扮演自身、又像是歷史幽魂再現的表演者已消失不見。黑暗中放大的感官，讓我們聽見舞台深處傳來的現場音樂錄音，偶爾還穿插著人物對話──那是《范天寒》在二○一八年確切存在的證據，只是當時在台上熱烈鼓動的民謠樂團，如今在二○二○年的黑暗壓制中，不免顯得冷靜而遙遠。
差事劇團團長、同時也是此次演出共同創作者的鍾喬，在節目單寫了一段很美的文字，關於「記憶如何變身於劇場」。在這齣由王瑋廉執導的《范天寒》中，隨著貫串全劇的三個問題：「你是客家人嗎？」「你會說客家話嗎？」「你認識范天寒嗎？」那些附著於三個時代記憶的白色恐怖清鄉、勞工運動、反迫遷事件，依然於口述訪談與場景搬演戲裡戲外的巧妙切換中重現，穿梭於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視角之間，帶著我們迂迴前進記憶深處。
劇場也變成了記憶
然而，故事說著說著，劇場也變成了記憶。正如我在開頭段落所陳述的二○一八年《范天寒》，也在演出之後走入記憶，成為二○二○年《范天寒》不得不回應的文本素材。於是，我們聽見曾啟芃分享著兩年前如何把華光社區事件引發的強烈情境帶入劇場，如今又是如何以另一番心境重述這一切。這「另一番心境」，讓他半開玩笑一句「從二○一八年到二○二○年，你怎麼還在找范天寒」，戳弄了時間與記憶的把戲，也讓重製不再只是複製，而成了進一步推進記憶的途徑。
坐在二○二○年的水源劇場裡，就這麼成了不斷與記憶搏鬥的過程。增加的故事、替換的場景、這裡那裡略為變動的走位與道具。如果我的記憶可靠，二○一八年那按表操課的勞動時間規範（演出每五十分鐘休息十分鐘）、精準且別有意涵的形式，如今已略為鬆動而僅保留結構概念，讓強烈批判資本主義的「時間」，延伸並化為在兩年間變化生成的「時間」。劇場的魔幻，在此讓時間的雙重性表露無遺。
化為劇場的記憶，與化為記憶的現場，恰恰證明沒有什麼是不能鬆動的。與其說尋找范天寒的三個問題，是尋找歷史的過程，倒更像讓我們看見「歷史如何被述說」的重量。在首演版中不斷出現的角色與演員切換，透過紀錄片拍攝者（郭盈秀）點出的紀錄與真實、歷史與再現，在此版本中更進一步被突顯。台上的舞監召集眾人為即將開始的「演出」加油打氣、走錯CUE點的中斷重來、豐富多變（或也可理解為零碎不連貫）的表演手法與場景畫面，在在呈現了「扮演」如何作為一種行動。正如始終未曾現身的范天寒，重要的並非召喚而來的歷史，而是召喚本身。
如何成為未來的記憶？
於是，二○一八年的演出結束，成為在二○二○年回返的記憶。而正是這召喚，讓劇場裡的追溯（儘管如此撲朔迷離）多了一層「非得在此」也「僅能在此」的深意。三幕三個時代，那些曾被埋藏但現今一再重述的人物，化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在充滿細膩層次變化與空間感（很大部分歸因於此演出精湛的聲音處理，每一句話、每一個踏步的聲音遠近，似乎都以音場回應著時間的重量）的歷史與記憶現場中，隨著時間繼續向前推砌、回應並消解。
在故事即將落幕之際，台上演員口中念念有詞：「棍子、襯衫、麻繩、三合院、獎狀、口香糖、投票箱、手錶、墓碑……」為先前每一個史實故事作結。我們總期待著為歷史填補細節，還原真相，但歷史每一次的重述，都不再依附於當事者，而濃縮為另一種情感連結的意象。這是故事被記憶、記憶成為故事的方式。此刻的《范天寒》又將如何成為未來的記憶？至少對我而言，會是黑暗中遙遠卻依然熱烈的微弱樂聲，帶著前一個記憶成為下一個記憶。
文字｜白斐嵐 劇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