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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未來,還是投資未來?(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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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未來,還是投資未來?

側記「好哲凳系列講座PART 04:誰該為地球的未來負責?」

兩廳院「好哲凳」系列講座今年第三場「誰該為地球的未來負責」,選在「世界地球日」前兩日於戲劇院大廳舉辦,邀請台大哲學博士講師周詠盛與主持人朱家安共同主講,開放廳院青與高中學子限額報名,並在現場應景設置「世界地球日」活動小卡,與聽眾一起以集思討論的方式,面對刻不容緩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科技開發議題。

兩廳院「好哲凳」系列講座今年第三場「誰該為地球的未來負責」,選在「世界地球日」前兩日於戲劇院大廳舉辦,邀請台大哲學博士講師周詠盛與主持人朱家安共同主講,開放廳院青與高中學子限額報名,並在現場應景設置「世界地球日」活動小卡,與聽眾一起以集思討論的方式,面對刻不容緩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科技開發議題。

關於未來世代,還是關於現在?

朱家安以20世紀重要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2017)的提問開場。現代人追求環保與資源永續的動機,源於良知及對未來世代可能面臨糟糕處境的愧疚感,因而願意改變日常生活型態,期望能將更多資源留給後人。但假若現代人開始方方面面都以環保的前提進行選擇,這些想像中的「未來的子孫」,是否還會是同一群人?換句話說,由於想法、作為與選擇的不同,力行環保的社會與浪費奢靡的社會,兩者的人際交往將產生差異,成家、生子的對象亦會隨之改變,誇張一點的說,或許未來世代還需要感謝祖先造了破壞環境的因,才有他們存在的果。以此推論,我們帶著對未來子孫的虧欠感來進行環保行為,似乎就不太成立了。無論哲學家本人是否真實相信這樣的論證,此觀點卻揭露出「虧待未來子孫」的概念背後所存在的文字模糊空間,我們虧待的究竟是誰?當未來如此遙遠、而道德如此抽象,問對問題更顯重要。

應對氣候危機是道德義務,還是投資?

周詠盛以1970年代太空科技帶來的地球村「命運共同體」觀點,和與之同時興起的環境保護概念作為起點,展開在政策面、經濟面與倫理道德方向的討論。氣候與人類環境污染問題跨越國界與種族,亟需國際上的共識與合作。周詠盛指出,2021年1月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中,將「極端天氣型態」、「氣候應對失敗」與「人為環境破壞」列為世界三大高風險,而其中第二項「氣候應對失敗」也同樣在「影響最大的風險」排名第二,僅次於2020年全人類皆有感的「傳染病」。

「環境保護」議題帶有城鄉與貧富上的落差:對於有水利設施、電力與科技輔助生活的都市人或已開發國家來說,氣候改變造成的不適難以切身體會,但全球因環境變遷而被迫離開家園的「氣候難民」人數仍逐年攀升,是地球居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許多媒體與科學家認為,「氣候變遷」一詞已不適用於現今,對全人類來說,我們正在遭遇「氣候危機」。

「避免將氣候推到臨界點」是全球專家學者的集體共識,以此為目標開展,實踐上分為「道德義務派」與「投資收益派」兩派,道德義務派認為,避免臨界點是全民道德義務,在科學尚未明朗預測臨界點為何之前,應竭盡所能保護環境,此派別也近似於目前歐盟所持的立場;投資收益派代表人物為經濟學者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1941-),他在著作《氣候賭局》中提及,在科技、醫學等發展之下,未來的世代必然擁有更方便的生活,我們無須對未來子孫過於愧疚,假使因愧疚而全力節能減碳,不僅在經濟方面對開發中國家不公平,在科技與教育等其他面向的資源轉移,也無法保證會因此擁有全體更好的生活品質。以其經濟學視角,若將應對氣候危機、科技、醫療、教育等皆列為投資選項,在不越過氣候臨界點的前提之下,用投資觀點分配現有資源,總體而言或許對未來收益更大。諾德豪斯的氣候變遷經濟學讓他拿下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目前美國較為靠近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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