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廳院「好哲凳」系列講座今年第三場「誰該為地球的未來負責」，選在「世界地球日」前兩日於戲劇院大廳舉辦，邀請台大哲學博士講師周詠盛與主持人朱家安共同主講，開放廳院青與高中學子限額報名，並在現場應景設置「世界地球日」活動小卡，與聽眾一起以集思討論的方式，面對刻不容緩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科技開發議題。
關於未來世代，還是關於現在？
朱家安以20世紀重要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2017）的提問開場。現代人追求環保與資源永續的動機，源於良知及對未來世代可能面臨糟糕處境的愧疚感，因而願意改變日常生活型態，期望能將更多資源留給後人。但假若現代人開始方方面面都以環保的前提進行選擇，這些想像中的「未來的子孫」，是否還會是同一群人？換句話說，由於想法、作為與選擇的不同，力行環保的社會與浪費奢靡的社會，兩者的人際交往將產生差異，成家、生子的對象亦會隨之改變，誇張一點的說，或許未來世代還需要感謝祖先造了破壞環境的因，才有他們存在的果。以此推論，我們帶著對未來子孫的虧欠感來進行環保行為，似乎就不太成立了。無論哲學家本人是否真實相信這樣的論證，此觀點卻揭露出「虧待未來子孫」的概念背後所存在的文字模糊空間，我們虧待的究竟是誰？當未來如此遙遠、而道德如此抽象，問對問題更顯重要。
應對氣候危機是道德義務，還是投資？
周詠盛以1970年代太空科技帶來的地球村「命運共同體」觀點，和與之同時興起的環境保護概念作為起點，展開在政策面、經濟面與倫理道德方向的討論。氣候與人類環境污染問題跨越國界與種族，亟需國際上的共識與合作。周詠盛指出，2021年1月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中，將「極端天氣型態」、「氣候應對失敗」與「人為環境破壞」列為世界三大高風險，而其中第二項「氣候應對失敗」也同樣在「影響最大的風險」排名第二，僅次於2020年全人類皆有感的「傳染病」。
「環境保護」議題帶有城鄉與貧富上的落差：對於有水利設施、電力與科技輔助生活的都市人或已開發國家來說，氣候改變造成的不適難以切身體會，但全球因環境變遷而被迫離開家園的「氣候難民」人數仍逐年攀升，是地球居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許多媒體與科學家認為，「氣候變遷」一詞已不適用於現今，對全人類來說，我們正在遭遇「氣候危機」。
「避免將氣候推到臨界點」是全球專家學者的集體共識，以此為目標開展，實踐上分為「道德義務派」與「投資收益派」兩派，道德義務派認為，避免臨界點是全民道德義務，在科學尚未明朗預測臨界點為何之前，應竭盡所能保護環境，此派別也近似於目前歐盟所持的立場；投資收益派代表人物為經濟學者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1941-），他在著作《氣候賭局》中提及，在科技、醫學等發展之下，未來的世代必然擁有更方便的生活，我們無須對未來子孫過於愧疚，假使因愧疚而全力節能減碳，不僅在經濟方面對開發中國家不公平，在科技與教育等其他面向的資源轉移，也無法保證會因此擁有全體更好的生活品質。以其經濟學視角，若將應對氣候危機、科技、醫療、教育等皆列為投資選項，在不越過氣候臨界點的前提之下，用投資觀點分配現有資源，總體而言或許對未來收益更大。諾德豪斯的氣候變遷經濟學讓他拿下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目前美國較為靠近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