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黎煥雄，我們大致熟悉——那年台灣宣布解嚴，國家兩廳院落成，而黎煥雄領軍的河左岸劇團接連推出了《兀自照耀的太陽》及《拾月》，慢慢找到自己的劇場位置。許多人談到他的年少，都是那樣風風火火的記憶，好像人生走的每一步都是踩在一個關鍵的點上。
黎煥雄說：「我不介意一直談80年代，其實也不太介意少年的定義。」雖然如此，他說仔細想想，那些年發生的事情，其實是落在大學中堅時期，藝術的灌輸與覺醒都非常明確。可是，若真的想聊年少時期的曖昧含混，得把時序往前拉一點：「那是70年代末期，我真正的少年時期。而且剛好蠻符合歷史對於那個時代的印象：苦悶。」
一名怪小孩的養成
「不過真的沒什麼太勵志的內容喔。」談及往事，黎煥雄先打預防針。
作為一個苗栗長大的鄉下孩子，考上新竹中學，那時候稱得上是大事，只不過「我高二留級，新竹中學唸了4年。那不至於造成什麼心理陰影啦，頂多就是家裡可能會翻個白眼吧。」但黎煥雄的苦悶與留級無關，而是在成長過程中覺察到自己與世界溝通的狀態，隱隱被壓抑。究竟被什麼壓著？他卻說不出來。活在戒嚴的尾巴，置身其中的人早已對規範的日常感受不大，他們習慣進電影院看被剪得七零八落的好萊塢電影，書店內的選擇也總是寥寥可數，他幾乎能夠感覺到自己漸漸長成一個「奇怪的樣子」。
「其實所有人的成長都會有困惑，無論是很個人生活的，或者是對家庭社會。但至少在過去，我們的教育並不鼓勵我們表達、去解決那困惑，甚至可以說——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即便原先有什麼困惑，但如果順著傳統建置的價值走，多半不會成為太大的問題。」
黎煥雄說，偏偏他的迷惘無處安放，成績沒有好到背負學校的期待，倒也沒有差到成為問題人物，在這不上不下的狀態間，他說當時大家看他，大概只覺得「這個人真怪」。
抱著卡夫卡，在草皮上把課睡掉
時人看他怪，而他看的書又更怪——杜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卡繆。黎煥雄並非標新立異，當時也根本還沒「文青」的定義，他說只是因為那些不大流暢的翻譯、艱難思想的句意，開了縫隙讓他潛入，「剛好可以抵銷掉我很多的焦慮，當然啦，也許這些閱讀會造成更大的困惑，但至少有一個不同的次元可以頓悟。卡夫卡我從他的《城堡》讀起，杜斯妥也夫斯基《卡拉馬助夫兄弟》看了很多遍，也像當時許多人一樣，從卡繆的書中一知半解讀一點存在主義的事情。」
那個時候的台灣，還是有禁書，不過禁書的限制條件再廣，恐怕也不曉得一百多年前的俄國文學能對時人有何革命性的影響。黎煥雄解釋，杜斯妥也夫斯基固然是標榜著某個寫實主義的傳統，「但是在我們台灣去看一個一百多年前俄羅斯的文學，看他描寫的世界、宗教、還有人生哲學，那很異質。所以我沿著這些文字，形成一種異質的特性，或者說我的異質性，我對於世界的困惑，在這些書中找到一個安放的位置，也可以說，是找到互相依靠的狀態。」
那幾年的時光，有個片段黎煥雄一直記得：當時新竹中學依舊是老建築，教室前的草皮長得很高，許久無人修剪。黎煥雄在早上第二堂、三堂的課間休息時段，躺在草皮間，抱著一本卡夫卡，竟爾睡去。他驚奇：「上課打鐘了也沒人發現我，我也沒有察覺，就這樣睡掉第三節課。」
談起那段往事，他當笑料。只說自己誤打誤撞，就栽進了時代苦悶的意象。而草皮上貼著陽光都能熟睡的自己，約莫就是彼時眾人對他的印象：無害的異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