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摩爾古薪舞集新作《bulabulay mun?》是該團首次走出北排灣的創作，碰觸了與過往創作迥異的題材——台灣史上第一起涉外戰爭，以「牡丹社事件」為題創作，歷經疫情的3年中，他們學習了東排灣的歌謠，透過舞蹈構作將想像帶往那片海灘，透過古調的吟唱撫慰所有人的心靈，以身體技法與構圖變化，讓觀眾感受到海浪與強風，戰爭攻防與哀悼。
北藝中心開幕季中，編舞家布拉瑞揚帶來舞團第8個作品《己力渡路》，因應雲力思尖石的泰雅古調，首次起用女舞者，這也是舞團從排灣族嘉蘭部落出發的《阿棲睞》、到南投布農族羅娜部落探查的《路吶》、源於卑南族南王部落《無，或就以沉醉為名》、到阿美族都蘭部落的《沒有害怕太陽和下雨》，第五度到不同部落田調學習，找尋真正屬於這塊土地的聲音，以舞者的身體與體能操練，或是生命經驗與自身才華，結構出布拉獨一無二的作品風格。
《己力渡路》讓我想起2013年台新表演藝術百萬大獎得主——UTUX泛靈樂舞劇會所《寂靜時刻—Inllungan na Kneril 》，同樣在現代劇場以泰雅古調出發，都在歌謠傳統保存與身體上的創新，給了不同議題。《寂靜時刻》呈現出泰雅歷史經驗與泰雅女性為題的作品。跌破眾人眼鏡的大獎，卻正式昭告台灣舞蹈脈絡的全新展開。
從土地找出屬於自己的肢體
台灣的教育沿襲清末民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舞蹈教育也不例外，不同的身體系統訓練有好有壞，並非人人適合，但多學無害，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邁進21世紀後，身體訓練的多元影響開花結果，在快速與世界接軌時，也充滿著各種反省，如何找到台灣自身身體特質與土地元素為其中重要脈絡；而原民歌舞元素也成為兼具傳統與創新的契機，孕育出台灣這塊土地的獨特文化。
在各種摸索嘗試後，雲門舞集的鄭宗龍從土地與童年經驗，找尋到廟宇祭典的儀式感，創造出與同樣取材這片土地、林懷民的《我的鄉愁我的歌》，完全不同時代的身體質感。太魯閣族瓦旦．督喜2012年成立的「TAI身體劇場」，以原民文學、身體與音樂、當代原民處境與環境衝突等議題，實驗探索新的原民身體語彙。2006年成立的蒂摩爾古薪舞集，標舉地域特色，除了排灣族傳統歌謠，也嘗試解構傳統舞蹈動作，以現代舞方法建構出新的當代舞蹈。
公視史詩劇《斯卡羅》，獲得包括「戲劇節目獎」等13項入圍，成為今年金鐘獎大熱門。劇集改編自陳耀昌醫師2016年的歷史小說《傀儡花》，以1867年羅妹號事件的後續發展為主軸，用全觀角度扭轉過往官方文獻與西方世界視角，將沒有文字記錄的「生蕃」、閩客族群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紛爭與利益關係，逐一爬梳搬上螢幕，建構出屬於台灣觀點的事件（後因清朝的無視、美國領事李仙德轉任日本外務省顧問，也間接促成八瑤灣事件後、日本出兵台灣的「牡丹社事件」）。另，紀錄片《社頂的孩子》以歷史照片與動畫、學者的發現與原民踏查，也清晰地分析了羅妹號事件的原委與影響。
舞動在影像中的歷史
無論戲劇形式或紀錄片，都省略了原民歌舞的真實生活面向，以下的幾個作品，不約而同以肢體與影像來傳達與轉譯八瑤灣事件。相對於以小說《傀儡花》來描述羅妹號事件，巴代2015年出版的小說《暗礁》則透過歷史考古與田調的雙線交織，還原宮古島漁民與原住民的真實狀態。或透過紀錄片SEVALITAN，更能快速理解「牡丹社事件」全貌及後續造成的效應。
旅美藝術家高媛的跨界影像劇作《余响 1871八瑤灣》，找來了壞鞋子舞蹈劇場藝術總監林宜瑾編舞，軟硬倍事藝術總監陳彥斌構作，捨棄語言，以人體作為故事載體，透過影像實驗肢體與顏料、樹枝、水紋、石塊的對話，來淡化殺戮的可怕，以詩意的影音突顯記憶的虛無。
蒂摩爾古薪舞集新作《bulabulay mun?》是該團首次走出北排灣的創作，碰觸了與過往創作迥異的題材——台灣史上第一起涉外戰爭，以「牡丹社事件」為題創作，歷經疫情的3年中，他們學習了東排灣的歌謠，透過舞蹈構作將想像帶往那片海灘，透過古調的吟唱撫慰所有人的心靈，以身體技法與構圖變化，讓觀眾感受到海浪與強風，戰爭攻防與哀悼。除了現場演出，舞團與香港舞蹈錄像第一把交椅黎宇文導演合作，與舞者共同前往八瑤灣海灘，在沙地與叢林間，在強風與烈日下，拍攝了舞蹈電影《bulabulay mun？》環境版，與正在拍攝的黑盒版將在10月28、29日於「雲劇場台灣」放映。
影視與紀錄片能快速普及，讓我們回望歷史，富含教育意義，而藝術作品卻是透過抽象與幽微的內在共感，以人性溫暖開啟對話，化作美麗，望向未來。
（本文出自OPENTIX兩廳院文化生活）
